职业倦怠(job burnout)又称“工作倦怠”，简称“倦怠”，MASLACH^[1]将其定义为对工作中长期的情绪及人际应激源做出反应而产生的心理综合症，包含情感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EE)、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DP)、个人成就感(personal accomplishment，PA)三个维度，并开发了职业倦怠系列量表(MBI-GS、MBI-HSS、MBI-ES)，受到全球广泛认可和使用。国内有研究报道，我国医务人员综合倦怠率高达65.57%^[2]，而2017年美国《Mayo Clinic Proceedings》杂志指出美国至少50%医生存在职业倦怠，并影响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导致离职意愿增加^[3]。我国作为全球第二结核病负担国家，结核病防治任务压力巨大而人力资源存在数量不足, 质量不高的问题^[4-5]，其职业倦怠问题更应引起关注。目前国内职业倦怠研究主要思路包括：按照综合程度进行分析^{[2, 6-7]}、按照三个维度进行分析^[8-10]、维度和程度兼有^[11-12]。当前，重庆市结核病发病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3]，防治压力较大，鉴于目前尚无针对重庆市结核病防治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研究，本研究通过探讨职业倦怠程度及分布，为改善重庆市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地点和对象

1.1.1 研究地点

2021年9月至2022年5月间，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统筹考虑重庆市官方划分的结核病疫情程度：高(发病率＞100/10万)、中高(发病率66.68~100/10万)、中低(发病率55.01~66.67/10万)、中低(发病率＜55/10万)地区和行政片区划分(主城区、渝东北、渝东南、渝西)抽取，确保每类均有4个区县，共计16个区县为研究地点。

1.1.2 研究对象

在所选定各区县结核病防治机构工作的所有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结核病防治医务人员，包括疾控机构(CDC结防科，保留结防所的区县为结防所)、定点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全部专职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以下简称：结防人员)。根据整群抽样样本量公式：，取显著性水平α=0.05，则Z_α=1.96，文献研究发现其他省份报道结防医务人员倦怠发生率P≈0.7^[7]，取容许误差d=0.1P，整群抽样设计效率k=2，将失访率控制10%，最终得出至少应调查结防人员n≈296人。纳入标准：①当前在该机构实际从事结防工作的医务人员；②能够使用微信；③有参与调查意愿。排除标准：①不签署知情同意书及填写中途放弃问卷者；②虽在该单位工作但未从事结核病工作的人员。最终调查符合标准人员1 194人。本研究得到陆军军医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1第03-02号)。

1.2 资料收集

1.2.1 研究工具

采用问卷调查收集资料，内容包括两部分：①基本情况：课题组自编，包含个人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民族、文化程度、职称、是否接受医学院校教育、最后学历所学专业)、工作基本情况(工作单位、工作地疫情情况、主要工作内容、目前岗位工作年限及编制情况); ②职业倦怠量表：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服务版(MBI-HSS)，包含3个维度22个条目: 情感耗竭9个题目、去个性化5个题目、个人成就感8个题目^[14]。量表采用Likert 7等级评分(0~6分表示符合程度由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该量表在预调查对象中的Cronbach α=0.879，KMO=0.920，信效度良好，适宜在目标人群中使用。

职业倦怠程度判定标准^{[2, 11, 15]}：EE、DP维度以得分上三分位数为临界值，PA以下得分三分位数作为临界值，3个维度中均未超临界值为无倦怠，1个维度超临界值为轻度倦怠，2个维度超临界值为中度倦怠，3个维度均超临界值为重度倦怠。

1.2.2 质量控制

① 问卷中不写明“职业倦怠”及相关词汇，以防造成调查对象心理暗示而导致结果发生偏倚；②被调查者只能填写一次，避免数据重复；③随机抽查10%问卷进行复核，对内容缺失进行电话联系并补齐，要求符合率达到90%以上；④双人双机独立转录，以确保数据准确可靠。

1.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转录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频率进行描述；采用χ²检验进行职业倦怠单因素分析，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职业倦怠程度多因素分析。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发出问卷1 194份，回收并经复审合格的有效问卷1 140份，有效率95.48%。重庆市结防人员中女性(679人，59.6%)占比较多、年龄40~49岁(336人，29.5%)占比较多、已婚(889人，78.9%)占比较多，子女数量2个及以上(461人，40.5%)占比较多、汉族(936人，82.1%)占比较多、大专文化程度(460人，40.4%)占比较多、初级职称(509人，44.6%)占比较多、接受过医学院校教育(1 013人，88.9%)占比较多、临床专业(470人，41.2%)占比较多、自觉健康状况良好(703人，61.7%)占比较多、在乡镇卫生院工作(419人，36.8%)占比较多、处于中低疫情地区(336人，29.5%)占比较多、从事基层患者管理(739人，64.8%)占比较多、工作≤3年(431人，37.8%)占比较多、正式编制者(526人，46.1%)占比较多(表 1、2)。

2.2 职业倦怠程度情况

根据职业倦怠程度判定标准(本研究各维度倦怠临界值为：EE≥18分、DP≥5分、PA≤23分)，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情况为：总检出率66.8%，轻中重度分别为：31.9%、26.2%、8.6%(表 3、图 1)。

2.3 职业倦怠人群分布分析

2.3.1 单因素分析

以职业倦怠程度为因变量，个人及工作基本情况为自变量进行χ²检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χ²=31.67，P＜0.01)、婚姻状况(χ²=31.56，P＜0.01)、子女数量(χ²=29.80，P＜0.01)、文化程度(χ²=29.70，P＜0.01)、自觉健康状况(χ²=27.64，P＜0.01)、工作地疫情情况(χ²=19.12，P＜0.05)、工作单位(χ²=37.86，P＜0.01)、当前岗位工作年限(χ²=17.48，P＜0.05)的职业倦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2 多因素分析

以职业倦怠程度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统计学差异有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该模型由3部分组成：轻度倦怠与无倦怠比较，中度倦怠与无倦怠比较，重度倦怠与无倦怠比较。结果显示：模型通过检验(-2倍对数似然值2 364.65，χ²=155.59，P＜0.01)，模型整体解释率达到40.2%。婚姻状况、自身健康状况、工作单位对模型构成有显著贡献(P＜0.05)。

① 自觉健康状况不好者较良好者更易发生轻度倦怠(OR：2.68，95%CI: 1.40~5.13)和中度倦怠(OR：3.50，95%CI: 1.77~6.93)；自觉健康状况一般者较良好者更易发生中度倦怠(OR：1.81，95%CI: 1.28~2.58)和重度倦怠(OR：1.95，95%CI: 1.19~ 3.22)。②未婚者较离婚/丧偶者更易发生轻度倦怠(OR：3.27，95%CI: 1.18~9.12)和中度倦怠(OR：8.96，95%CI: 2.64~30.45)。③疾控机构人员与村卫生室人员相比(OR：0.38，95%CI: 0.17~0.84)，村卫生室人员更易发生中度倦怠(表 4)。

3 讨论 3.1 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现状

职业倦怠是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和应激所导致的情感耗竭、人际关系冷漠和工作态度消极、效率降低的一种耗竭状态^{[1, 3]}。调查显示，中国医务人员总体职业倦怠率为65.57%，轻中重度分别为34.44%、24.86%、7.65%^[2]，多国和地区职业倦怠平均水平为67.0%^[16]，中国艾滋病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率为76.9%^[17]，但目前尚未发现全国层面结防人员职业倦怠的报道。本研究显示，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率为66.8%，其中轻、中、重度检出率分别为31.9%、26.2%、8.6%。对比重庆市其他类型医务人员发现，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率高于重庆市精神专科医院医护人员(轻中重度分别为：44%、7.6%、0.8%)^[18]，重庆市区县级疾控人员(总体：49.55%，轻中重度分别为26.81%、16.72%、6.02%)^[6]略高于重庆市基本公卫服务人员(总体：63.17%，轻中重度分别为35.86%、23.45%、3.86%)^[12]，低于重庆市基层家庭医生团队(总体：78.9%)^[19]。对比其他地区结防人员发现，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率介于北京(62.7%)^[8]与云南(70.63%)^[7]之间，但中、重度职业倦怠率略高于云南(22.52%、6.94%)。因此，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率在重庆市医务人员中属于偏高水平，在各地结防人员中处于中等水平。整体上看，重庆结防人员职业倦怠水平仍然较高。

3.2 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在人群中的分布

现有研究探讨了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人群分布特征，如①医务人员健康状况与职业倦怠：研究发现中国艾滋病医务人员严重的躯体化、睡眠质量差的人群职业倦怠更高^[17]，赞比亚艾滋病卫生服务人员的研究同样报道了压力与疲劳与职业倦怠增加有关^[20]，此外韩国^[21]、日本^[22]研究报道了对传染病防护措施及感染风险担心的人群职业倦怠更易产生；②医务人员的婚姻状况与职业倦怠：马拉维艾滋病护理人员的研究^[23]以及国内韩智培等^[24]研究显示离婚或丧偶人员职业倦怠更高，此外马光兰等^[9]对传染病护士的研究则发现未婚者职业倦怠更高，这与本研究结果类似；③医务人员的工作单位与职业倦怠：马拉维艾滋病护理人员的研究^[23]发现农村医院工作者职业倦怠更高，国内一项对山东各级传染病医护医务人员的报道显示乡镇人员职业倦怠高于县级和地市级人员^[25]，这与本研究发现类似。

关于结防人员的职业倦怠人群分布，北京^[8]、云南^[7]对当地结防人员的研究均发现工作年限高者其职业倦怠高于工作年限低者，但岗位类型上二者存在不一致：北京的研究发现临床诊疗人员PA维度职业倦怠较防控人员更低，而云南则发现临床医务人员整体职业倦怠较管理岗位人员更高。本研究发现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程度在不同自觉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与工作单位的人群中的分布有差异，但尚未发现在工作年限、岗位类型中有差异。

3.3 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预防建议

3.3.1 重视结防人员身心健康

本研究发现职业倦怠程度中，重度倦怠与自觉健康状况与有关，因此结防人员健康状态亟待关注。根据2020版《中国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技术规范》^[26]，结防工作任务多元，包括预防、重点人员筛查、患者治疗和管理、自身的保障和普法宣传等，而重庆市遏制结核病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2年)也到收尾终评阶段^[27]，为结防人员工作带来心理压力。靳鸿建^[28]对当前基层结防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梳理分析，这些细节也为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和负担。加之结防工作本身与患者接触，存在一定程度感染风险，因此造成结防人员对自身健康状况担忧。就改善方法看，目前研究发现混合式正念减压干预有助于降低结核科护士职业倦怠水平^[29]。综上，相关部门应关注结防人员的身心状况并给予科学干预。

3.3.2 注重关心未婚结防人员

关于基层医务人员职业倦怠与婚姻状况的关系，目前相关研究报道不一致，马光兰等^[9]研究发现在传染病护士当中未婚者缺乏家庭的支持故其职业倦怠高于已婚者，而在钱怡男等^[10]对新冠疫苗接种人员的研究发现已婚者职业倦怠高于未婚者，主要原因是家庭责任和压力，韩智培等^[24]对基层医务人员的研究则发现离婚者职业倦怠更高，其原因可能为缺乏配偶支持。本研究在重庆结防人员中发现未婚者职业倦怠高于离婚/丧偶者，可能为未婚结防人员初入社会家庭支持缺失而离婚者摆脱原不和谐家庭，二者心态截然不同所导致。因此，单位应注重关心未婚结防人员，弥补其家庭支持的缺失。

3.3.3 加强对村卫生室支持和帮助

本研究发现村卫生室人员村医职业倦怠高于疾控机构人员。村卫生室作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最基层，不仅承担结防工作，还要分担其他多项基本公卫任务，如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妇幼保健等、政策宣传和健康教育等。新出台的《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2022版)》对村卫生室能力又提出更高要求。村医主要承担患者督导，须不断走访直接接触患者，加上其他各项工作，压力和风险不小^[30-31]。因此职业倦怠或可影响村卫生室对结防工作的重视和投入，卫生部门应给予村卫生室及村医足够的重视和帮助。

综上所述，重庆市结防人员职业倦怠现在不容乐观，在不同自觉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与工作单位的人群中的分布有差异。应加强对结防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注和科学干预，注重关心未婚结防人员，同时加强对最基层——村卫生室及村医的重视和帮助力度，以降低职业倦怠程度、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确保结防人员在良好身心状态下工作。

本研究作为横断面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对职业倦怠分布的探讨可能不够全面，缺乏产生机制的分析，提示今后应运用前瞻研究，定性研究等多种方法，深入分析职业倦怠产生的机理，为干预和帮助解决职业倦怠问题提供更加完善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