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在全球蔓延。WHO宣布COVID-19成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众长期居家隔离，失去正常交际，生活存在诸多不便，民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2]。

认知是突发事件中公众心理研究的逻辑起点。“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是指人们对风险的主观评定和判断，以及由此引发的态度和决策倾向。它涵盖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理解、记忆、评价、反应的整个认知过程^[3]。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的认知影响着公众对疫情的反应与应对^[4]。

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海拔高、氧气稀薄、紫外线强，对军人的身心健康带来较大危害，造成军人认知、情绪和行为功能的损害^[5]。而疫情期间，高原地区军人的心理健康更受到高原环境和各类疫情信息的双重影响。既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军人的风险认知水平，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高原地区青年军人的风险认知水平开展调查，了解风险认知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高原地区青年军人的心理健康预警与防护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问卷调查通过“腾讯问卷”网络平台发放问卷链接或唯一二维码。调查时间从2020年1月28日至1月30日，共持续3 d，根据张一等^[6]的研究，将其划为疫情早期阶段。回收军人样本1 126份，有效问卷1 093份，有效率97.07%。高原生理医学研究表明海拔高度3 000 m是机体高原生理反应的界限^[7]，因此本研究以驻地海拔高度为依据，将研究对象为3组：< 1 000 m组(平原组)、3 000~4 000 m组、>4 000 m组。被试年龄18~35(22.37±3.44)岁。基本人口学特征见表 1。本研究获得陆军军医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0年)，所有参与者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1.2 方法

采用风险认知问卷(risk cognitive questionnaire，RCQ)^[8]进行调查，问卷共有24个题项，包括可控性、熟悉性、恐惧、可逆性、个人相关性、自然或人为风险6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完全同意、同意、说不清、不同意、完全不同意。评价指标为各因子分和总分。问卷半分信度0.692，复测信度0.950，其克伦巴赫α系数为0.633，有较好的信效度。

1.3 质量控制

相同IP地址只能作答1次，问卷中不涉及姓名等隐私信息，避免敏感性语言。网络问卷后台自动监测每份问卷的答题时长，在调查正式实施前，经过预调查发现一般人群的问卷作答时间一般是200~240 s，因此答题时长低于200 s或不按指导语填写的视为无效问卷作删除处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用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海拔、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的青年军人风险认知水平进行比较，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风险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不同海拔地区青年军人风险认知变化

高海拔地区较低海拔地区，在RCQ总分、可控性、熟悉性、恐惧和可逆性因子得分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随着海拔的升高，RCQ总分呈线性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4 000 m组青年军人的RCQ总分最高，< 1 000 m组最低(表 2)。

2.2 不同人口学因素下青年军人风险认知水平的对比

在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方面，青年军人的风险认知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 3)。

2.3 影响青年军人风险认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海拔、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是青年军人风险认知水平的显著影响因子(P < 0.05, 表 4)。

2.4 不同海拔青年军人风险认知水平的人口学因素差异

将海拔与婚姻状况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两者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明显(P>0.05)。两两比较显示在未婚青年军人中，3 000~4 000 m组及>4 000 m组的RCQ总分均显著高于 < 1 000 m组(P < 0.05，P < 0.01)。

将海拔与受教育程度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两者的主效应作用均显著(P < 0.05)，且存在交互作用(P < 0.01)。两两比较显示：在大专学历的青年军人中，3 000~4 000 m组及>4 000 m组的RCQ总分均高于 < 1 000 m组(P < 0.01)；< 1 000组的青年军人中，RCQ总分比较显示本科及以上组>高中及以下组>大专组(P < 0.05)。

将海拔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二者的主效应作用均显著(P < 0.01)，但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两两比较显示在未经历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青年军人中，>4 000 m组的RCQ总分均高于 < 1 000 m组(P < 0.01)；海拔3 000~4 000 m的青年军人中，RCQ总分比较显示经历过组 < 未经历组(P < 0.05，表 5)。

3 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自发生以来，已严重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还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如恐慌、焦虑、抑郁等^[9]。个人对于客观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情绪反应，与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认知评价密切相关。如果个体只是片面强调或者过于夸大事件的负面影响，就会引发强烈的不良情绪行为反应^[10]。在疫情期间，部队军人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管理。研究表明，常驻高原官兵的心理应激水平较高^[11]。同时海拔越高，高原军人SCL-90得分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1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置身其中的人群，高原军人心理也会受到影响，更加需要关注。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海拔的升高，青年军人的风险认知总分呈线性上升的变化趋势。< 1 000 m组的风险认知总分相对较低，可能是由于这一海拔水平区域的军人大多位于市区或者县城，对疫情信息接触途径较多，更加熟悉疫情的现状，对疫情拥有更直观、真切的认识和感受，因而风险认知水平较低。随着海拔的升高，风险认知总分逐渐升高，这可能与高海拔的环境有关。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且地域偏僻、交通落后、文化生活单调、信息闭塞，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军人的身心健康，高原部队军人作为特殊环境的特殊群体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易出现较多的心理问题^[13]。研究表明，海拔高度越高，高原军人的焦虑、抑郁越重、睡眠越差，情绪状态越差^[14]。同时，这种线性上升的变化趋势也可能与“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有关。所谓“心理台风眼效应”，指的是越接近风险中心区，个体的心理越平静，风险知觉水平越低^[15]。当海拔升高时，对疫情信息的报道可能会逐渐减少，高原地区青年军人掌握的风险信息受限，由于信息的缺乏和不确定，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感知、反应反而增强，甚至可能会出现紧张、恐慌等情绪反应。

不同人口学因素下青年军人风险认知水平的对比显示，不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的青年军人风险认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海拔、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是青年军人风险认知水平的显著影响因子，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的影响作用最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海拔1 000 m以下、未婚、大专学历、经历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军人的风险认知得分最低，而海拔4 000 m以上、已婚、本科及以上学历、未经历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青年军人的RCQ总分最高。在婚姻状况方面, 已婚组青年军人的风险认知水平显著高于未婚组。郑晨等^[16]也同样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已婚者的焦虑情绪高于未婚者。已婚青年军人年龄相对偏大，多是军官和高级士官，承受较大的管理压力，同时在疫情期间无法陪伴在爱人、子女身边，更加担心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容易产生紧张、担忧、恐惧等不良心理反应，风险认知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及以上组青年军人的风险认知水平高于低学历组。可能是由于高学历的军人思维相对较活跃, 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关注较多，容易受混杂信息的影响，产生信息过载的心理反应。这与谭一笑^[17]的研究一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 对风险的认知越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方面，呈现未经历组的风险认知水平高于经历过组的趋势。经历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军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一定了解，掌握一些基本防疫知识和经验，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因而风险认知水平较低。研究表明，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公众在对突发事件的起因、可控性及防范措施等方面比没有专业知识的公众在心理承受力及对事件的知晓度方面要强^[17]。

综上所述，疫情早期不同海拔地区军人的风险认知水平呈现不同特点，应加强高原军人心理教育与疏导。①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等方式，针对疫情期间青年军人的心理特点，进行心理辅导，克服不良情绪。重点关注已婚、高学历、未经历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军人及海拔4 000 m以上的军人。②加强事件相关防护知识的普及，提高青年军人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的知晓度，把未知因素变为可控因素，可有效对抗失实负面信息的影响，增强军人信心，避免出现恐慌。适度关注疫情及其防御办法等相关的正确信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有效防控、确保健康，而且可以有助于我们安定情绪，平和心态，避免恐慌不安、焦虑忧郁等不良情绪^[10]。③帮助青年军人培养积极的应对方式，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增强其情绪调节的能力，提高高原地区青年军人的心理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科学合理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有助于提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