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400038 重庆,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研究生院
2. Graduate Schoo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战争心理损伤(war psychic impairment)是指战争中的人-机-环(即军人与武器装备、军事作业环境的关系)对参战人员的身心压力,通过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引起不良心理反应与心理功能失调(心理耗竭)[1]。战争损伤的研究受到世界各军事强国的重视,被写入各国的战伤救治规则与指南。但是,关注战争所致生理损伤多,关注心理损伤少;首先心理损伤研究的主要切入点是军事学、精神病学和应激医学等,缺乏从心理学视角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事学角度思考,将心理损伤视为“贪生怕死”,采用军纪处理、关进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甚至处决等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学者们从精神病学理解,认为心理损伤是“精神病”,导致大量有作战技能的军事人才流失。在海湾战争中学者们从应激医学出发,将心理损伤定义为“应激反应”,认为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任何人都可能出现应激反应。如果强度大、时间长,就会形成战争应激损伤,造成战斗应激减员[2]。其次,心理损伤的研究聚焦于“刺激-反应”,而忽略了“刺激-参战人员-反应”中参战人员的心理过程。因此,本研究从心理学视角,阐述战争心理损伤表现,分析其影响因素,构建战争心理损伤的心理过程,提出防护战争心理损伤的训练、干预方法与策略,旨在完善战争心理损伤的理论体系,为我军平、战时军事训练和心理卫生勤务保障提供实践依据。
1 战争心理损伤的表现根据以往研究,参战人员在战场上心理损伤是一个累积、发展的过程。首先是战斗应激源导致参战人员心理应激反应,主要表现为紧张、恐慌、兴奋、懊悔、恶心等,需要在战争前期进行防控。其次是战争心理应激强度大,参战人员没有能力和方法加以调控,出现身心耗竭,导致心理损伤,主要表现为恐惧、耗竭、愧疚、痛苦、仇恨等,发生在战争中期较多,需要救治。再次是心理损伤得不到救治,就会产生战争精神障碍,如精神错乱、转换性癔症、焦虑症、强迫症和各种人格障碍等,在战争中、后期多,需要进行医治。本文主要阐述战争心理损伤的表现。
1.1 恐惧恐惧是战争中出现最早,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期间的心理损伤。一项对参与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军人的质性研究表明,对死亡的恐惧是访谈报告中重要的主题词之一。士兵和指挥官们都确信自己曾经与死亡非常接近[3]。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战争恐惧的首要来源,然而对537名以色列老兵的调查却发现,更多的军人认为辜负他人(下属/战友)才是最令人恐惧的情景[4]。战争恐惧的因素因人而异,自身的伤亡、辜负他人、战争的未知感、害怕被俘被遗弃、决策错误等都是战争恐惧的重要来源。
1.2 耗竭耗竭主要指生理和心理耗竭。战争中军人一直处于战斗或逃跑的极度应激状态,早期会激发生理、心理能力,但若应激时间长强度大参战军人就会出现极度疲惫、无力、无助,导致心理耗竭[5]。同时,长时间的行军作战、极度的睡眠缺乏以及战场环境的艰苦等会导致军人出现战斗疲劳进而产生生理耗竭。当生理和心理耗竭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精神崩溃。
1.3 愧疚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大量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离的美军军人长期陷入羞愧、内疚和自责之中[6]。主要原因是战争暴行与人类历史上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好和平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相悖。目睹、实施杀戮或无力保护战友和弱者都给参战军人带来了深深的罪责感。一位29岁的菲律宾军人曾在回忆中说:“我为战友的死亡感到自责和愧疚……我才是应该死亡的那个人……”,尽管他知道自己当时根本没有办法拯救他的战友[7]。参战军人往往会陷入强烈的愧疚和自责之中,似乎每一名死亡的敌人或无辜平民都是自己所杀,每一名战友的伤亡自己都负有责任。
1.4 痛苦战争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身负重伤、妻离子散以及家破人亡的痛苦之外,参战人员还要面临杀戮同类的痛苦。一位参与过战斗的军人曾说过:“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我觉得自己基本上是个杀人犯[8]。”人类对近距离杀害自己的同类是非常抗拒的,二战时期有超过12%的美军士兵宁愿朝天放枪,也拒绝向即使是敌人的同类开枪。现实要求与本能抗拒的冲突使参战军人陷入无尽的懊悔和痛苦中。
1.5 仇恨一项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的研究表明,与退伍军人的愤怒与敌意相关的因素包括家庭暴力(如亲密关系暴力等)、虐待经历和战斗经历[9]。对于战场中的军人来说,敌人极端的敌意和正面的攻击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愤怒、敌意和仇恨。如果士兵负伤或是所在军队战败,那么这种仇恨就会更加强烈,且长期持续存在。复仇战争便是群体层面仇恨情感的体现,包括战败带来的强烈愤怒感、触及亲情层面的血亲复仇以及上升至道德层面的仇恨[10]。
2 影响战争心理损伤的心理因素战争心理损伤影响因素有物理、生物、心理、文化等四个方面。既往研究集中在物理、生物因素上,如战斗残酷、持续时间长、受伤严重等,军人的应激反应、心理损伤和精神障碍发生率高[2]。较少涉及心理、文化因素,如心理距离、服从权威、组织行为和身心素质等。
2.1 心理距离战争中士兵与攻击目标之间的心理距离有物理、情感和文化距离等3种。心理距离越近心理损伤越大。
2.1.1 物理距离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形式已从过去的短兵相接、刺刀见红过渡到现在的机械轰炸、远程打击。武器的攻击距离远远超越人类的视距,作战人员对杀戮的抗拒不再强烈,因此战争带给他们的心理损伤也随着物理距离的增长而逐渐消减[8]。HINES等[11]对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率的49篇文献进行了Meta分析,结果表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的患病率较高,分别为13.2%和10.4%;海军和空军作战人员的患病率较低,分别为7.3%和2.6%,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物理距离对军人战争心理损伤的影响。
2.1.2 情感距离情感距离是指军人与目标之间的情感联结大小,情感距离越近,心理损伤越大。在战争现场目睹受害者的痛苦时,这一视觉线索可能会激发军人的移情反应,使其产生消极情感,处于心理损伤的高风险中[12]。在现代战争环境下, 作战人员通过显示器和屏幕来实现对目标的识别与区分,看不到战场上的残忍景象,这种感官上与现实战场的完全隔绝减少了士兵情感上的共鸣,抑制了士兵对杀戮行为的愧疚感[13]。CESUR等[14]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目睹盟军伤亡会增加军人的抑郁风险,目睹平民伤亡与军人的自杀意念、创伤后应激障碍呈显著正相关,而目睹敌人伤亡则对军人的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这就是由于军人与盟军、平民之间的情感距离更近所致。
2.1.3 文化距离文化距离是指两种文化在规范、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差异。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文化宗教差异越大,越容易导致军人产生“对方和我不是同一类人”的感觉,更容易实施杀害,产生的心理损伤越小。越南战争中,暴行肆虐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方来自另一个种族。美国士兵把越南人叫作“gook”(越南佬,一种蔑称),认为对方和自己不是同等人类,不值得同情[12]。这种文化距离减少了士兵的心理损伤,但同时也使暴行更加猖獗。
2.2 服从权威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曾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项经典的服从研究。实验者要求被试对陌生人施以电击,直到达到致死的电量。65%的被试一直服从实验者的指示,将实验进行到最后。然而多数被试虽然服从指示,但大部分被试是在极度紧张下继续合作的,内心冲突非常强烈。每一个紧张的信号都表明个体没有完全服从权威,仍残留着自我意识[12]。军队是一个高度社会融合的集体,服从权威需要融入军人这个身份[15]。如果军人对权威完全服从,实现了对军事权威的内化接受,那么他在战场上执行命令时不会产生心理冲突。相反,当军人没有彻底融入权威系统,还存在自我意识时,战争中那些严苛残酷的命令就会与个体内在的价值观相冲突,从而导致战争心理损伤。
2.3 组织行为战争往往不是以个人行动出现的,而是以军队整体组织进行战斗[16]。因此,组织行为对军人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士气、社会支持和群体脱罪三个方面。①士气。军事背景中,士气是指军人实现任务目标的动机和热情,是一个积极的心理学变量。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士气能够减少高压力战斗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军人更好地应对战斗暴露。THOMAS等[17]对636名参加伊拉克战争美军军人的研究表明,士气对战争暴露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调节效应,可以缓冲战争应激源对军人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②社会支持。大量的研究表明,积极、正性的社会支持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来自领导和战友的强大社会支持对战争中军人的心理健康起保护作用。ARMSTRONG等[18]对美国空军救援人员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PIETRZAK等[19]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272名退伍军人的研究也证实,低水平的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升高,以及心理弹性和社会心理功能下降有关。③群体脱罪。群体脱罪是指在群体作战的情况下,个体会认为战争的责任由整体承担,而与个人无关。因此在群体脱罪的驱使下,士兵更有可能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但同时,他们从残酷战争中受到的心理损伤也会减少。
2.4 身心素质研究发现,身体素质决定了军人抵抗压力或应激的生理资源,是战争心理损伤的重要影响因素。参与过战斗部署的女军人较男军人心理问题发生率高;年轻人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率更高,自杀意念得分高[17],这可能是由于年轻人生活经历或军事经验较少,不能有效应对战斗中的创伤和应激所致。从心理素质来看,军人的心理素质对战争心理损伤也具有重要作用。耐挫能力低,特质焦虑高、典型A型行为的军人更容易出现战争心理损伤[5]。因此,早在一战和二战时期,美军就开始了战前军人作战心理素质选拔,选择身心素质更高的个体,以减少战争心理损伤。
3 战争心理损伤的心理过程战争心理损伤主要通过两个心理过程起作用:即战场环境刺激引起过度心理应激反应过程和合理化与接纳失败的认知失调过程[20]。过度心理应激反应过程包括躯体、心理反应两个方面。一是军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出现恐惧、过度紧张,表现为眩晕、颤抖、抽搐、四肢发冷等一系列躯体症状,从而失去战斗能力,出现战争心理损伤;二是虽然恐惧、过度紧张,但军人生的本能、对权威的服从、组织行为等促使其继续投入战斗。战斗中保护自己、挽救战友的满足感,消灭敌人完成任务的成就感,攻击行为的原始快感等,使军人处于强烈的兴奋中。然而兴奋过后,看到横尸遍野、硝烟废墟,使他们转而进入懊悔或恶心的心理应激反应阶段(即:恐惧、过度紧张→兴奋→懊悔、恶心),这种心理反应有可能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甚至终身。合理化与接纳失败的认知失调过程,是心理损伤的关键环节。战场军人出现过度心理应激后,开始调动自己的认知、社会等资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努力寻找“正当理由”(合理化与接纳)。他们会以“我没有直接开枪(心理距离)”“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权威服从)”“我是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捍卫国家尊严(组织行为)”等理由来调整自己的认知,试图合理化并接纳自己的战场行为。当合理化与接纳成功,行为脱敏,建立了条件反射,形成了心理防御机制,心理成长和战斗力提升;当合理化与接纳失败时,就会出现战争心理损伤,心理损伤得不到救治,发展为战争精神障碍(图 1)。
4 战争心理损伤的防护策略
基于战争心理损伤的心理影响因素和心理过程,战争心理损伤的防护策略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变危险性因素为保护性因素,如增大心理距离,强化服从权威,提升组织行为,增强身心素质等[21]。二是适应战争环境刺激强度如脱敏、建立条件反射,以及改变认知心理过程使战场刺激、心理应激反应合理化与接纳,减轻或阻断心理损伤。
4.1 脱敏脱敏是指利用一系列方法使个体减轻或摆脱对刺激事物的敏感性,从而接受和合理化的方法。高应激环境模拟训练(如水中救生、脱身训练和实战)、军事演习,以及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式军人战场适应性训练等本质上也是帮助军人脱敏的过程。这些方法在保证受训人员接受高逼真度训练、提升战斗力的同时,也有助于个体提前适应战争中的各种应激源,预防战争心理损伤。除此之外,脱敏机制也可用于治疗心理损伤,目前广泛使用的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和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就是其中的代表。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是一个八阶段的心理治疗方法,旨在帮助个体重新处理创伤性记忆,恢复心理健康,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方法。CUIJPERS[22]对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的Meta分析结果表明,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治疗退伍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效果良好。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则是使用针对患者个体心理创伤量身定制的虚拟现实场景,利用头戴式计算机模拟视觉、声音、振动和气味的一种疗法,已被反复证明可以有效改善战争心理损伤[23]。
4.2 建立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在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情境下,如果个体的某种行为结果能满足其需要,那么该行为在这种情境中发生的概率会提高。这种行为结果就是一种强化。针对军人在逼真战争条件下训练就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的体现。研究发现,射击训练用人形靶代替环形靶,射击过程中人形靶的惨烈场面、痛苦叫声等,可显著提升军人在战场上的开枪率,减少心理损伤[8]。这主要是把战争中那些不堪设想的场景,预先排练、视觉化,让军人对指挥员的命令形成自动化的行为反应,这会减少军人在战争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心理冲突,从而减少心理损伤。因此,逼真的实战化训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
4.3 心理防御心理防御也称为自我防御,由弗洛伊德于1937年提出,是减少心理损伤的方法和手段。心理防御机制包括成熟型(如升华、幽默、合理化等)、中间型(如回避、理想化、否认等)和不成熟型(如逃避、被动攻击、抱怨、幻想等)三种类型,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战争心理损伤防护中常用升华、否认等心理防御策略。升华防御机制立足现实,通过疏导和调适消极情绪、建构有效应对方式帮助个体化解压力、摆脱心理困境[24],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否认等防御机制是人在无意识层面运用的处理创伤经历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不承认或否定某些曾经存在的痛苦事件,从而使心理上免受伤害。因此,引导军人运用升华、幽默、否认等心理防御策略,有助于军人科学合理地应对心理冲突,减少战争心理损伤。
5 展望战争心理损伤的研究有3个基础性的问题:战争心理损伤的本质是什么?战争心理损伤的机制是什么?如何防治战争心理损伤?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仍然是相当初浅。未来关于战争心理损伤的研究我军应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战争心理损伤的理论体系研究。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以往的文献进行分析,借鉴精神疾病的分类与诊断,明确战争心理损伤内涵、种类和早期快速识别标准;同时建立数理计算模型,量化战争心理损伤发生率[25]。二是加强军人的战前心理选拔。一方面,选择心理素质高、心理防御机制成熟的军人,构建精准战争心理选拔系统,快速“找准人”上战场;另一方面,通过现实增强的战争虚拟训练系统,快速“淘汰人”,淘汰适应战争环境差、军事作业绩效低、损伤修复慢的军人。这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战争心理损伤,提升部队战斗力。三是创新军事管理和训练方法。运用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虚拟现实技术等人工智能高科技手段,综合构建逼真视觉、听觉和触觉为一体的虚拟战场环境,有针对性地训练军人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勇敢、耐挫、自信等心理素质[26]。另一方面,从军事管理角度,增强军人对权威的服从性、提升部队的士气、提高军人可感知的社会支持也是战争心理损伤的重要研究方向。四是突出军人战争心理损伤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在这方面,美军已经形成了3级预防体系,包括尽可能地控制和减少应激源、尽早发现出现心理问题的军人并开展心理干预,以及尽力对出现战争心理损伤的军人进行救治[25]。我军应积极吸取有效经验,运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融合认知行为疗法、精神分析疗法和正念疗法等理论,结合药物治疗手段,创新发展战争心理损伤的救治方法。构建科学完善的心理卫勤保障体系,做到对战争心理损伤早发现、早识别、早救治。
[1] |
冯正直, 夏蕾. 军人战争心理创伤特点研究与展望[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17, 39(15): 1507-1513. FENG Z Z, XIA L. Research and prospects on characteristics of war psychic trauma in military personnel[J]. J Third Mil Med Univ, 2017, 39(15): 1507-1513. DOI:10.16016/j.1000-5404.201704046 |
[2] |
张燕.战术区心理损伤分级救治研究[D].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 2007. ZHANG Y. Study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wounded on tactical[D]. Chongqing: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7. |
[3] |
RITCHIE J, SPENCER L, O'CONNOR W.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
[4] |
沙利特.冲突心理与战斗[M].王京生, 译.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BEN S. The Psychology of Conflict and Combat Chinese edition[M]. WANG J S, translated.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05. |
[5] |
张伟, 刘晓红, 倪方, 等. 现代战争对战时军人心理的影响及心理训练实践的探索[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5, 13(4): 308-310. ZHANG W, LIU X H, NI F, et al. Effect of modern war on soldier's psychology of wartime and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training practice[J]. Heath Psychol J, 2005, 13(4): 308-310. DOI:10.13342/j.cnki.cjhp.2005.04.032 |
[6] |
杨放, 常运立. 道德创伤:军事医学伦理新概念[J]. 医学与哲学(A), 2015, 36(11): 9-14. YANG F, CHANG Y L. Moral injury: a new concept of military medical ethics[J]. Med Philos A, 2015, 36(11): 9-14. |
[7] |
DELA CRUZ FAJARITO C, DE GUZMAN R G. Understanding combat-related PTSD symptom expression through index trauma and military culture: case studies of Filipino soldiers[J]. Mil Med, 2017, 182(5): e1665-e1671. DOI:10.7205/MILMED-D-16-00216 |
[8] |
格罗斯曼.战争中的士兵心理[M].大同, 徐娟, 译.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6. DAVE G. 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M]. DA T, XU J, translated.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16. |
[9] |
ELBOGEN E B, WAGNER H R, FULLER S R, et al. Correlates of anger and hostility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 veterans[J]. Am J Psychiatry, 2010, 167(9): 1051-1058. DOI:10.1176/appi.ajp.2010.09050739 |
[10] |
刘博文. 战败国为何发动复仇战争?[J]. 国际政治科学, 2018(1): 89-127. LIU B W. Why did the defeated countries launch revenge war?[J]. Q J Int Polit, 2018(1): 89-127. DOI:10.16513/j.cnki.qjip.2018.0005 |
[11] |
HINES L A, SUNDIN J, RONA R J,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ost Iraq and Afghanistan: prevalence among military subgroups[J]. Can J Psychiatry, 2014, 59(9): 468-479. DOI:10.1177/070674371405900903 |
[12] |
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 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M].赵萍萍, 王利群, 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STANLEY 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ence view by stanley milgram[M]. ZHAO P P, WANG L Q, translated.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2015. |
[13] |
刘轶丹, 曾华锋, 张煌. 信息化战争视阈下武器"慈化"愿景的实践困境[J]. 伦理学研究, 2014(3): 119-122. LIU Y D, ZENG H F, ZHANG H.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civilization" vision of weap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war[J]. Stud Ethics, 2014(3): 119-122. DOI:10.15995/j.cnki.llxyj.2014.03.016 |
[14] |
CESUR R, SABIA J J, TEKIN E. The psychological costs of war: military combat and mental health[J]. J Health Econ, 2013, 32(1): 51-65. DOI:10.1016/j.jhealeco.2012.09.001 |
[15] |
SMITH, R T, TRUE G. Warring Identities: Identity Conflict and the Mental Distress of American Veterans of the Wa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J]. Soc Ment Health, 2014, 4(2): 147-161. DOI:10.1177/2156869313512212 |
[16] |
任萧彤. 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士兵战场行为心理分析[J]. 国防科技, 2018, 39(6): 113-117. REN X T. Psychology analysis of US military soldiers' battlefield behavior during the Vietnam War[J]. Def Technol Rev, 2018, 39(6): 113-117. DOI:10.13943/j.issn1671-4547.2018.06.22 |
[17] |
THOMAS M M, HARPAZ-ROTEM I, TSAI J, et al.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conditions in US combat veteran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resilience in veterans study[J]. Prim Care Companion CNS Disord, 2017, 19(3). DOI:10.4088/PCC.17m02118 |
[18] |
ARMSTRONG E L, BRYAN C J, STEPHENSON J A, et al. Warzone stressor exposure, unit support, and emotional distress among US Air force pararescuemen[J]. J Spec Oper Med, 2014, 14(2): 26-34. |
[19] |
PIETRZAK R H, JOHNSON D C, GOLDSTEIN M B, et al. Psychosocial buffers of traumatic stres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psychosocial difficulties in veterans of Operations Enduring Freedom and Iraqi Freedom: the role of resilience, unit support, and postdeployment social support[J]. J Affect Disord, 2010, 120(1/2/3): 188-192. DOI:10.1016/j.jad.2009.04.015 |
[20] |
李春芝, 李金平, 周瑾, 等.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心理损伤研究进展[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6, 16(48): 40-41. LI C Z, LI J P, ZHOU J,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psychological damag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based war[J]. World Latest Med Inf, 2016, 16(48): 40-41. |
[21] |
JONKER B E, GRAUPNER L I, ROSSOUW L. An intervention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psychological trauma management in high-risk occupations[J]. Front Psychol, 2020, 11: 530. DOI:10.3389/fpsyg.2020.00530 |
[22] |
CUIJPERS P, VEEN S C, SIJBRANDIJ M, et al.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ogn Behav Ther, 2020, 1-16. DOI:10.1080/16506073.2019.1703801 |
[23] |
ROTHBAUM B O, PRICE M, JOVANOVIC T, et al.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evaluation of D-cycloserine or alprazolam combined with 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therapy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 veterans[J]. Am J Psychiatry, 2014, 171(6): 640-648. DOI:10.1176/appi.ajp.2014.13121625 |
[24] |
陈冰容, 徐秀梅, 陈怡华, 等. 单亲大学生的心理防御机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3, 21(8): 1256-1258. CHEN B R, XU X M, CHEN Y H, et al. Defense mechanism of single-parent undergraduates[J]. China J Heal Psychol, 2013, 21(8): 1256-1258. DOI:10.13342/j.cnki.cjhp.2013.08.026 |
[25] |
RAMOS-LIMA L F, WAIKAMP V, ANTONELLI-SALGADO T, et al. The use of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in trauma-related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J]. J Psychiatr Res, 2020, 121: 159-172. DOI:10.1016/j.jpsychires.2019.12.001 |
[26] |
AHIR K, GOVANI K, GAJERA R, et al. Application on virtual reality for enhanced education learning, military training and sports[J]. Augmented Hum Res, 2020, 5(1): 159-172. DOI:10.1007/s41133-019-00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