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疗从业者中人数最多、职业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护士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变成其职业性危险因素中的一种[1]。护士的工作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工作性质、职业风险、工作场所暴力、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容易遭受情绪困扰，知觉到较高的压力水平[2]。鉴于此，该群体能否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选择合适的情绪调节策略、及时调整自身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
知觉压力是个体的一种心理反应，客观压力是否对个体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将主要由个体的主观知觉来感知与评估[3]。认知性情绪调节，也称认知应对，是从认知上管理情绪信息，主要指个体为适应内外环境要求及有关的情绪困扰而做出的认知努力[4]。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社会交往与他人或团体建立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不但影响个体对压力事件的认知评价，也改变了个体对压力的适应和应对能力[5]。根据心理应激理论，环境中的威胁刺激与知觉压力水平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有一些因素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个体的认知评价、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支持等[6]。因此，本研究以护士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与知觉压力的现状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以期为护士群体构建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改善其社会支持情况、压力知觉水平和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北京市两所三级甲等医院的护士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1 432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 354份，问卷有效率为94.6%。
1.2 研究工具 1.2.1 自编社会人口学问卷包括被调查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科室类别、职称等信息。
1.2.2 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该量表由14个自评项目构成，用于衡量受试者的主观压力感知水平，其英文版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应用[7]。本研究采用杨廷忠等修订的中文版本，与其他压力量表相比，该量表条目少、应答简便，适用于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情况的评价。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项目4、5、6、7、9、10和13反向计分，说明受试者的压力失控感程度，其他项目评分之和为紧张感得分，二者得分之和为知觉到的压力总分，受试者感知的压力大小与压力总分的高低成正比。有研究指出，当量表总分大于25时，可判定个体处于健康危险性压力状态[8]。
1.2.3 中文版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问卷是由GARNE-FSKI等[9]编制的自我评估问卷，受试者要评估其自身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所采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由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和责备他人共9个分量表组成。使用五个等级分数将评分由低到高分级，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提示受试者越有可能在负性事件应对时使用相关的认知策略[10]。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该量表是由肖水源[11]编制的10条目量表，用于了解受试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并在国内被广泛应用。记分方法：总分：即10个条目评分之和；客观支持得分：条目2、6、7评分之和；主观支持得分：条目1、3、4、5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条目8、9、10评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各对应维度的情况越好。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护士群体知觉压力、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支持的总体特征，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Amos 20.0建模与分析，Bootstrap进行参数和中介效应估计。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1 432份问卷，回收1 35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4.6%。调查对象包括女性1 331名(98.3%)，男性23名(1.7%)。年龄分布为20~61(32.84±8.36)岁。婚姻状况：未婚330名(24.4%)，已婚994名(73.4%)，离异或丧偶30名(2.2%)。文化程度：中专及以下学历者37名(2.7%)，大专学历者572名(42.2%)，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745名(55.1%)。科室类别：病房709名(52.4%)，手术室106名(7.8%)，门、急诊317名(23.4%)，医技及职能部门74名(5.5%)，其他148名(10.9%)。职称情况：初级职称1 149名(84.9%)，中级职称183名(13.5%)，高级职称22名(1.6%)。
2.2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关系描述统计结果表明：接受调查的护士群体平均知觉压力得分处于正常范围内，按照压力危险状态分界值进一步对压力状况分类，被试群体中知觉压力处于正常范围内的为694例(51.3%)，处在压力得分危险范围内的为660例(48.7%)。社会支持的调查结果显示：该群体主观支持的得分高于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调查结果显示：护士群体经常使用的策略主要为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接受、积极重新关注等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研究还表明：知觉压力水平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成负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成正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1)。
| 变量 | 评分 (x±s) |
知觉压力 | 积极情绪调节策略 | 消极情绪调节策略 | 主观支持 | 客观支持 | 对支持的利用度 |
| 知觉压力 | 24.82±8.39 | 1 | |||||
| 积极情绪调节策略 | 65.76±10.06 | -0.295a | 1 | ||||
| 消极情绪调节策略 | 42.53±8.75 | 0.472a | 0.102a | 1 | |||
| 主观支持 | 24.02±4.77 | -0.306a | 0.217a | -0.165a | 1 | ||
| 客观支持 | 9.55±2.99 | -0.196a | 0.149a | -0.102a | 0.406a | 1 | |
| 对支持的利用度 | 7.94±1.84 | -0.306a | 0.198a | -0.207a | 0.278a | 0.249a | 1 |
2.3 不同压力得分护士群体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支持的比较
根据知觉压力量表健康危险因素得分的分界值，将1 354名被试分为压力正常组(CPSS总分≤25分)694例，压力危险组(CPSS总分 > 25分)660例。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压力水平护士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和社会支持问卷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压力正常组消极情绪策略上的得分均低于危险组，且在沉思、灾难化和责难他人这3个因子上差异显著。在积极情绪策略维度上，除了理性分析因子，压力正常组在所有其他积极策略上的得分均高于危险组，且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压力正常组在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危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2)。
| 组别 | n | 自我责难 | 接受 | 沉思 | 积极重新关注 | 重新关注计划 | 积极重新评价 | 理性分析 | 灾难化 | 责难他人 | 主观支持 | 客观支持 | 对支持的利用度 |
| 压力正常组 | 694 | 11.62±2.37 | 14.78±2.61 | 11.15±3.01 | 13.32±3.03 | 15.17±2.93 | 15.36±2.97 | 9.77±2.69 | 8.09±2.97 | 8.62±3.00 | 25.15±4.34 | 10.09±3.02 | 8.44±1.76 |
| 压力危险组 | 660 | 12.15±2.58 | 13.60±2.72 | 12.35±2.77 | 12.14±2.53 | 13.38±2.92 | 13.05±2.91 | 10.83±2.38 | 10.81±2.99 | 10.42±2.74 | 22.84±4.92 | 8.99±2.85 | 7.42±1.77 |
| F值 | 15.598 | 66.389 | 58.356 | 60.201 | 125.952 | 211.574 | 58.703 | 280.384 | 133.260 | 83.965 | 47.595 | 111.174 | |
| P值 | < 0.001 | < 0.001 | < 0.001 | 0.001 | 0.001 | < 0.001 | 0.005 | < 0.001 | 0.001 | < 0.001 | < 0.001 | < 0.001 |
2.4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和知觉压力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护士群体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支持对知觉压力的预测作用，以知觉压力得分作为因变量Y,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选取认知情绪调节量表9个维度、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3个维度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评估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支持的各维度对知觉压力的影响。结果(表 3)表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9个因子中，有7个因子进入了回归方程；社会支持的3个因子中，有2个因子进入了回归方程。其中，灾难化、沉思、重新关注计划和自我责难与知觉压力呈正相关，影响程度依次降低；在呈负相关的变量中，积极重新评价的影响最大，其次依次为主观支持、积极重新关注、对支持的利用度和接受。认知情绪调节量表中的灾难化、积极重新评价和沉思的预测能力较强。
| 变量 | 偏回归系数B | 标准误 | B的95%置信区间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t值 | P值 |
| 常数项 | 33.402 | 1.600 | 30.318~36.769 | - | 20.874 | < 0.001 |
| 灾难化 | 0.693 | 0.064 | 0.535~0.862 | 0.271 | 10.749 | < 0.001 |
| 积极重新评价 | -0.836 | 0.101 | -1.031~-0.636 | -0.313 | -8.312 | < 0.001 |
| 沉思 | 0.593 | 0.073 | 0.444~0.733 | 0.208 | 8.073 | < 0.001 |
| 主观支持 | -0.227 | 0.039 | -0.288~-0.126 | -0.129 | -5.882 | < 0.001 |
| 对支持的利用度 | -0.492 | 0.101 | -0.677~-0.275 | -0.108 | -4.860 | < 0.001 |
| 积极重新关注 | -0.327 | 0.076 | -0.471~-0.170 | -0.111 | -4.309 | < 0.001 |
| 自我责难 | 0.253 | 0.080 | 0.100~0.417 | 0.075 | 3.146 | 0.002 |
| 接受 | -0.232 | 0.076 | -0.371~-0.072 | -0.075 | -3.062 | 0.002 |
| 重新关注计划 | 0.255 | 0.101 | 0.058~0.454 | 0.093 | 2.539 | 0.011 |
| R2=0.444，F=6.447，P=0.011 | ||||||
2.5 社会支持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知觉压力关系的中介作用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作用的检验。情绪调节策略量表是多维结构，但每个策略维度是相互独立的，因而采用其维度得分作为显变量进入模型。而社会支持和知觉压力则采用各自的总分作为测量值分别构建潜变量。采用Amos 20.0建模与分析，Bootstrap(n=5 000)进行参数和中介效应估计。标准化估计的路径见图 1。
|
| 图 1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及知觉压力关系的路径图 |
结果显示：中介作用模型的χ2自由度比没有达到低于5的拟合标准，但这一指标受样本量影响很大，在大样本情况下其数值通常会大于5，而本研究样本量较大(n=1 354)，因此导致χ2自由度比较大。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拟合指数，χ2自由度比的参考意义不大，一般要综合其他拟合指数进行评价。GFI、AGFI、TLI和CFI 4个拟合指数超过0.9时，表示模型拟合较好，RMSEA小于0.08时表示模型拟合较好。本研究中GFI=0.97，CFI=0.96，RMSEA=0.08，都达到拟合标准；AGFI=0.89，TLI=0.88，则是非常接近拟合标准。因此，综合来看，中介作用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模型结果可以接受。
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自我责备(β=0.147, P < 0.001)、沉思(β=0.197, P < 0.001)、重新关注计划(β=0.107, P < 0.05)和灾难化(β=0.237, P < 0.001)对知觉压力分别具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而接受(β=-0.099, P < 0.001)、积极重新关注(β=-0.086, P < 0.01)和积极重新评价(β=-0.256, P < 0.001)对知觉压力则具有显著负向直接影响。社会支持对知觉压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06，P < 0.001，表 5)。
| 中介路径 | 平均效应值 | 标准误 | 95%CI |
| 自我责备→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16 | 0.009 | 0.000~0.037 |
| 接受→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11 | 0.009 | -0.032~0.005 |
| 沉思→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16 | 0.010 | -0.001~0.040 |
| 积极重新关注→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23 | 0.011 | -0.049~-0.006 |
| 重新关注计划→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04 | 0.013 | -0.032~0.020 |
| 积极重新评价→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60 | 0.022 | -0.113~-0.026 |
| 理性分析→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03 | 0.009 | -0.013~0.024 |
| 灾难化→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35 | 0.016 | 0.011~0.076 |
| 责备他人→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002 | 0.010 | -0.017~0.022 |
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自我责备(β=-0.078, P < 0.05)和灾难化(β=-0.170, P < 0.001)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积极重新关注(β=0.111, P < 0.01)和积极重新评价(β=0.291, P < 0.01)对社会支持则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对知觉压力具有中等预测效力(R2=0.449)，而对社会支持的预测效力稍低(R2=0.245，表 4)。
| 路径 | 标准化 系数 | 非标准 化系数 | 标准误 | t值 | P值 |
| 知觉压力(R2=0.449) | |||||
| 自我责备→知觉压力 | 0.147 | 0.336 | 0.067 | 5.030 | < 0.001 |
| 接受→知觉压力 | -0.099 | -0.206 | 0.063 | -3.284 | 0.001 |
| 沉思→知觉压力 | 0.197 | 0.380 | 0.061 | 6.232 | < 0.001 |
| 积极重新关注→知觉压力 | -0.086 | -0.171 | 0.064 | -2.696 | 0.007 |
| 重新关注计划→知觉压力 | 0.107 | 0.199 | 0.083 | 2.401 | 0.016 |
| 积极重新评价→知觉压力 | -0.256 | -0.465 | 0.085 | -5.478 | < 0.001 |
| 理性分析→知觉压力 | 0.055 | 0.122 | 0.068 | 1.793 | 0.073 |
| 灾难化→知觉压力 | 0.237 | 0.411 | 0.069 | 5.928 | < 0.001 |
| 责备他人→知觉压力 | 0.013 | 0.024 | 0.062 | 0.388 | 0.698 |
| 社会支持→知觉压力 | -0.206 | -0.727 | 0.145 | -5.018 | < 0.001 |
| 社会支持(R2=0.245) | |||||
| 自我责备→社会支持 | -0.078 | -0.050 | 0.025 | -2.046 | 0.041 |
| 接受→社会支持 | 0.052 | 0.031 | 0.023 | 1.315 | 0.188 |
| 沉思→社会支持 | -0.078 | -0.043 | 0.023 | -1.892 | 0.059 |
| 积极重新关注→社会支持 | 0.111 | 0.062 | 0.024 | 2.646 | 0.008 |
| 重新关注计划→社会支持 | 0.019 | 0.010 | 0.031 | 0.318 | 0.750 |
| 积极重新评价→社会支持 | 0.291 | 0.149 | 0.031 | 4.751 | < 0.001 |
| 理性分析→社会支持 | -0.016 | -0.010 | 0.025 | -0.387 | 0.699 |
| 灾难化→社会支持 | -0.170 | -0.083 | 0.026 | -3.253 | 0.001 |
| 责备他人→社会支持 | -0.011 | -0.006 | 0.023 | -0.243 | 0.808 |
自我责备(间接效应=0.016, SE=0.009, 95%CI为0.000~0.037])和灾难化(间接效应= 0.035, SE=0.016, 95%CI为0.011~0.076)对知觉压力具有显著正向间接效应，积极重新关注(间接效应=-0.023, SE=0.011, 95%CI为-0.049~-0.006)和积极重新评价(间接效应=-0.060, SE=0.022, 95%CI为-0.113~-0.026)对知觉压力则具有显著负向间接效应，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对知觉压力的间接影响都不显著(表 5)。由此可以得出：社会支持在自我责备、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和灾难化与知觉压力之间分别起中介作用。结合直接效应的显著性情况可以得出：以上中介效应均为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社会支持在自我责备与知觉压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8%，在灾难化与知觉压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2.9%，在积极重新关注与知觉压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1.1%，在积极重新评价与知觉压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9.0%。
3 讨论 3.1 护士群体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应用倾向本研究中，护士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接受、积极重新关注、自我责难、沉思、理性分析、责备他人和灾难化。尽管该策略选择的顺位与已有研究存在一些差异[12-14]，但研究结论与靳玲等[15]的调查一致，即护士整体上更倾向于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自我责难和沉思这两个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优先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中的理性分析。究其原因，可能与护士的工作环境和服务对象有关。当遇到护理操作失败、患者不遵医嘱或对治疗护理提出质疑等负性事件时，护士关怀他人的职业特点使其更倾向于从自身找原因，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反省甚至是自我批评责备。此外，还可能与此次调查对象中初级职称护士所占比例(84.9%)较高有关。赵丽红等[12]的调查发现，职称较高的护士在遭遇负性情绪事件时多采用积极的认知情绪策略，而职称较低的护士常采用自我责难等消极情绪策略，理性分析不足。然而，护士群体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支持的组间比较结果显示：压力危险组“理性分析”因子得分高于压力正常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是一种处于意识之外的有能量、有强度和有效率的心理系统，潜意识结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格的“本我”，总是按照“快乐原则”去寻找出路，追求满足。而理性分析属于意识范畴，往往按照“现实原则”行事，压抑对“快乐原则”的追求[16]。通常，理性分析是较为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帮助我们评估现实情况，采取有组织、有效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减缓压力。但是，当理性运用过度，往往会变得顾虑较多，感受到压力。此外，理性分析往往还会抑制我们内心的情感表达，独自消化情绪，导致知觉到的压力较大。另一方面，理性分析的人往往自我要求较严格，对自身和事物要求有完美主义倾向，容易产生较大压力。因此，护士应注重培养自身自我觉察、自我肯定的能力；面对问题，理性分析要适度。
3.2 护士群体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对知觉压力的预测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知觉压力水平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正相关。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正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成负相关。通过认知情绪调节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的具体条目对护士群体知觉压力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灾难化、积极重新评价、沉思、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积极重新关注、自我责难、接受和重新关注计划这9个因子对知觉压力水平联合解释总变异为44.4%，即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社会支持程度对护士知觉压力水平具有重要预测作用。由此可见，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护士应有意识地采取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积极重新关注及评价客观状况，并主动获取和利用良好的社会支持。而灾难化、自我责难和沉思等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不仅不利于社会支持的获得，还不利于护士知觉压力水平的改善，应当避免。
3.3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中，护士的主观支持得分为(25.15±4.34)分，客观支持得分为(10.09±3.02)分，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为(8.44±1.76)分，与中国常模比较显著偏高，该结论与刘翯等[17]的研究一致。这是由于护士群体性别构成中女性占比远远高于男性，与普通人群相比差距较大。女性对于职业压力的处理方式与男性不同，比男性更多使用社会支持去处理职业压力。一些研究者认为女性被社会化为滋润型的，卷入更多情绪，这就鼓励她们关心他人，表达她们的情绪，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18]。中介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部分中介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知觉压力之间的关系，即部分增强了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知觉压力的积极影响，部分降低了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知觉压力的消极影响。压力通常产生于个体资源无法应对外界需求时，对于护士群体而言，当她们感受巨大的压力时，其认知会对自身压力应对能力进行评估并选择习惯的策略进行应对，选择积极的情绪应对策略会减轻其知觉压力，消极的应对策略会加重其压力感受。但是，积极的认知情绪策略能够被社会支持所强化，消极的认知情绪策略能够被社会支持所缓解。当个体拥有较好的社会支持时，由自我责备和灾难化等消极情绪策略所带来的对压力的感知会有所减弱。因此，尽管情绪策略的选择会影响护士的知觉压力水平，但对于社会支持情况较好的护士而言，因为得到了自我及他人的肯定与理解，这也可以帮助其选择更积极的认知情绪策略，避免采用消极的认知情绪策略，使知觉压力远离健康危险范围。
本研究结果提示：减轻护士群体知觉压力水平，要注重培养其选择并运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提升该群体自我觉察、自我肯定的能力，在组织内提供较好的社会支持，从而减轻其知觉压力感受。
| [1] |
陈天喜, 孙宏, 崔秋霞, 等. 综合医院急诊科护士职业压力与应对的研究进展[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6, 13(5): 18–20.
CHEN T X, SUN H, CUI Q X,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coping of nurse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general hospital[J]. Nurs Pract Res, 2016, 13(5): 18–20. 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6.05.007 |
| [2] |
徐奕旻, 吴瑛, 张艳, 等. 全国医院护士工作状态的调查分析[J].
中华护理杂志, 2016, 51(8): 947–950.
XU Y M, WU Y, ZHANG Y, et al. Investigation of nursing work status in Chinese hospitals[J]. Chin J Nurs, 2016, 51(8): 947–950. DOI:10.3761/j.issn.0254-1769.2016.08.011 |
| [3] |
刘颖, 张曼华, 杨璐. 自我效能感对医生知觉压力与工作幸福感关系的中介作用[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7, 26(9): 852–855.
LIU Y, ZHANG M H, YANG L.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between the perceived stress and work well-being of doctors[J]. Chin J Behav Med Brain Sci, 2017, 26(9): 852–855. DOI:10.3760/cma.j.issn.1674-6554.2017.09.017 |
| [4] | GAMEFSKI N, VAN DEN KOMMER T N, KRAAIJ V,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emotional problems: comparison between a clinical and a non-clinical sample[J]. Eur J Personal, 2010, 16(5): 403–420. DOI:10.1002/per.458 |
| [5] |
苗丹民, 石茹. 心身疾病预防机制、预防与康复[J].
现代康复, 1999(10): 1154–1155.
MIAO D M, SHI R. Psychosomatic disease prevention mechanism,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J]. Mod Rehabil, 1999(10): 1154–1155. DOI:10.3321/j.issn:1673-8225.1999.10.002 |
| [6] |
陈力. 医学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78-80.
CHEN L. Medical Psychology[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Medical Press, 2012: 78-80. |
| [7] | LEE E H. Review of the psychometric evidence of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J]. Asian Nurs Res, 2012, 6(4): 121–127. DOI:10.1016/j.anr.2012.08.004 |
| [8] |
杨廷忠, 黄汉腾. 社会转型中城市居民心理压力的流行病学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3, 24(09): 11–15.
YANG T Z, HUANG H T.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n stress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J]. Chin J Epidemiol, 2003, 24(09): 11–15. |
| [9] | GARNEFSKI N, KRAAIJ V, SPINHOVEN P.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J]. Pers Indiv Differ, 2001, 30(8): 1311–1327. DOI:10.1016/S0191-8869(00)00113-6 |
| [10] |
董光恒, 朱艳新, 杨丽珠, 等.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应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 16(4): 456–458.
DONG G H, ZHU Y X, YANG L Z, et 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n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aire (CERQ)[J]. Chin J Health Pshchol, 2008, 16(4): 456–458. DOI:10.13342/j.cnki.cjhp.2008.04.025 |
| [11] |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4, 4(2): 98–100.
XIAO S 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J]. J Clin Psychiatry, 1994, 4(2): 98–100. |
| [12] |
赵丽红, 赵小平, 张丽芳, 等. 护士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13, 29(6): 887–889.
ZHAO L H, ZHAO X P, ZHANG L F, et al. Association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with depression among nurses[J]. Chin J Public Health, 2013, 29(6): 887–889. |
| [13] |
李莲, 张立力. 护士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调查分析[J].
护士学杂志, 2010, 25(11): 55–57.
LI L, ZHANG L L. Survey o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mong nursing students[J]. J Nurs Sci, 2010, 25(11): 55–57. DOI:10.3870/hlxzz.2010.11.055 |
| [14] |
赵薇, 玄英哲. 护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心理韧性关系的研究[J].
护理研究, 2013, 27(8): 2323–2325.
ZHAO W, XUAN Y Z.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ing students'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resilience[J]. Chin Nurs Res, 2013, 27(8): 2323–2325. DOI:10.3969/j.issn.1009-6493.2013.22.007 |
| [15] |
靳玲, 马晓华. 新疆某综合医院临床护士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现状分析[J].
护理学报, 2012, 19(10A): 68–70.
JIN L, MA X H. Status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cties of clinical nurses[J]. J Nurs, 2012, 19(10A): 68–70. DOI:10.16460/j.issn1008-9969.2012.19.021 |
| [16] |
王萍. 浅析弗洛伊德与荣格的潜意识理论差异[J].
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 2010, 29(3): 11–14.
WANG P.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reud's and Jung's subconsciousness theory[J]. J Edu Coll Taiyuan Univ, 2010, 29(3): 11–14. DOI:10.14152/j.cnki.1673-7016.2011.03.013 |
| [17] |
刘翯, 杨东泉, 宋雁鸿, 等. 400名医护人员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测试结果分析[J].
中国民康医学, 2011, 23(19): 2412–2414.
LIU H, YANG D Q, SONG Y H, et al. Analysis of test results of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for 400 medical staff[J]. China Minkang Med, 2011, 23(19): 2412–2414. DOI:10.3969/j.issn.1672-0369.2011.19.028 |
| [18] |
杰拉尔德 S.格林伯格.化解压力的艺术[M], 张璇, 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275-276.
JERROLD S. GREENBERG. Comprehensive stress manag-ement[M]. ZHANG X, Translated.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4: 275-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