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和平与稳定为最终目的，在公认的战争水平或国际法标准之下使用军事力量的一种军事实践活动^[1]。其具体行动主要包括抢险救灾、维和行动、联合与联军演习、支持或镇压暴乱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军事力量的使用强度和规模虽不及战争行动，但由于非战争行动内在冲突明显、行动对象复杂、任务性质特殊、环境多样，加之非战争任务日益增多，军人心理健康面临严峻考验。近年来，学者们根据不同种类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采用不同的量表如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量表(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stanford acute stress reaction questionnaire，SASRQ)、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等(其中SCL-90这一量表心理问题分类清楚，使用频率最高)，分析不同种类非战争军事行动对军人心理的影响，了解和预测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军人心理特点和变化趋势，掌握心理问题的种类和发生率，制定心理服务保障方案等，对维护和提升军人心理健康水平，有效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的任务条件、单一问题及单一样本考察，缺乏对不同种类非战争行动中军人心理问题的发生率、特点、危险和保护性因素的深入综合研究。因此，本述评以抢险救灾、军事演习、维和行动这3项具代表性的非战争军事任务为例，以SCL-90这一量表为统计标准搜集已有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旨在总结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人心理问题特点及影响因素，丰富我军军事心理健康的研究，为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官兵实施科学、有效的心理保障服务提供借鉴和指导。

1 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人心理问题的发生率

有研究表明，抢险救灾任务中，心理问题的阳性检出率为7.47%~28.45%^[2-6]；军事演习任务中，阳性检出率为14.7%^[7]；维和任务中，阳性检出率为3.96%~14.1%^[8-9]。这3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心理问题发生率从高到低的排序是：抢险救灾>军事演习>维和行动。可以看出：抢险救灾、维和任务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是一个范围。这是由于抢险救灾、维和行动的研究文献多，而军事演习的相关文献主要是报告各因子分，心理问题发生率只有1篇文献报道。从另一方面说明抢险救灾和维和行动的心理问题的发生存在阶段性特点。进一步分析发现：这2种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呈“U”字型，即在任务早期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任务中期适应阶段心理问题发生率有所回落，任务后期疲劳压力下心理问题发生率攀升^[10-11]。

2 非战争军事行动不同阶段军人心理问题的类型

从表 1可知，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人心理问题呈现出行动类型和阶段性两个特点。①抢险救灾任务中，早期、中期心理问题多样，后期重点为躯体化问题。早期和中期主要表现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8个方面的心理问题^{[4-6, 12]}。②在军事演习任务中，早期心理问题较少，中期、晚期心理问题多。演习早期类似于“平时向战时”的过渡阶段，属应激初期，以情绪症状为主，表现为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和偏执因子评分高于军人常模^[13]；演习中期是实施阶段，多出现严重应激反应，SCL-90中的因子分、总均分和阳性项目数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和军人常模，同时伴有睡眠障碍现象^[14-15]；演习后期是任务刚结束时，强烈应激引发的躯体化症状、强迫、人际敏感、焦虑、抑郁、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症状仍持续高于军人常模和全国常模^[16-17]。③在维和行动中，虽然心理问题的发生也存在阶段性特点，但其有别于另外两种类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人一直处于较高的心理应激状态，早期、中期、晚期发生的心理问题比较多，集中体现在躯体化(如身体病痛、睡眠障碍等)^[18-20]、焦虑、抑郁、神经衰弱、易怒、敌对猜疑意识、妄想、酗酒^[21-23]等方面。对亚洲、非洲的维和军人进行调查发现^[24-25]：官兵自杀意念率分别为28.16%、21.85%(均在20%以上)，说明维和军人存在明显的适应障碍。

3 非战争军事行动心理问题的危险性与保护性因素

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类型各不相同，影响心理问题的因素也多样化，既有诱发心理问题发生的危险性因素，也有减少心理问题发生的保护性因素。综合起来主要有4类，即人口学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从保护性因素来看，非单亲家庭、婚姻健康、非独生子女^[26-27]的军人急性应激障碍或创伤后应激性障碍的发生率低，心理健康水平高；多血质、黏液质气质、外向性格^{[16, 25]}、早期心理干预^[28]、高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认知^[29-30]、控制感、归属感、岗位价值感和全面的任务认知^[31]的军人心理问题发生率低；机体的自然适应和良好睡眠质量^{[9, 32]}、积极的应对方式^{[7, 33]}、有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以及领导的关怀、良好的团体环境、充分的信息分享等^[34-38]，有利于减少急性应激障碍和适应不良的发生，而且能更好更快地从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回归到正常生活中。

从危险性因素来看，女性、无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经历^[31]，有创伤史、精神病史、躯体伤病史^[27]等，这类军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有述情障碍^[6]、神经质^[10]、消极应对方式、消极情感、负性归因方式^{[12, 39-40]}的军人创伤后症状反应明显，敌对、恐惧、偏执情绪突出，生活饮食不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混乱的社会环境、较低的社会支持度、封闭式的管理^{[7, 41]}是发生心理问题的危险因素(表 2)。

4 展望

非战争军事行动下军人心理健康问题是我军军事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在严格军人遴选、建立长程追踪机制、加强平战时军事人员的心理素质训练、提升官兵的心理复原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近年来，随着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增多，非战争军事行动下军人的心理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工作和完善心理服务体系。①加强针对性、本土化军人心理测评工具与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结果大多是基于国际通用量表测量而来，如SCL-90、PCL-C、SDS、SAS等，研究中这些量表的使用存在较大的局限。比如，在使用中量表工具过于繁杂，缺乏公认的心理症状或障碍的筛查标准，而且各类量表的使用存在适用性问题。上述量表多适用于普通人群心理问题的筛查，而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且在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一非常态情境下，量表的适用性大打折扣。②深化横向研究与拓展纵向研究。从横向上看，有关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类型的研究欠缺。抗震救灾、普通军事演习以及常规维和行动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其他类型的抢险救灾任务、特殊环境(高原/热带)以及特殊军兵种的军事演习、维稳行动等方面的研究寥寥可数。从纵向上看，研究的重点都集中于执行非战争任务期间，忽视了个体任务前后，特别是任务结束后军人心理状态的恢复与心理问题的发生情况。如在维和行动领域，有关我军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几乎为空白。因此，需要研究、探索驻训演练、反恐维稳、维和护航、救灾抢险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官兵的心理反应规律，制订完善心理救援方案预案。针对多样化军事行动前、中、后“三阶段”心理应激发生、发展特点，研究、完善和推广运用心理救援监测预警、诊断分类、早期干预和后续处置等保障方法，最大限度维护官兵心理健康。③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心理训练。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心理训练纳入部队平时军事训练之中，结合战术基础训练、战备演习和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加强心理适应能力、稳定能力、承受能力和合作能力等心理健康能力训练。结合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压力要素，开展抗疲劳、抗压力等训练，提高官兵心理素质。注重传统训练手段与现代新技术的融合，加大基于虚拟现实、可穿戴式产品等新技术的实景体验训练研究，建设专业心理训练基地。④加大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人心理应激保障规范、指南的研究。心理防护能力直接影响战斗力的生成、维护和提高，受到世界军事强国的高度重视。例如，美陆军战时抽组“战斗应激控制卫生连-战斗应激控制医疗分队-精神卫生组”，海军抽组精神病快速干预小队，空军抽组创伤应激反应队，实施伴随保障。美军还制定了相应的军人心理应激保障的规范和指南。目前，我军缺少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人心理问题的系统研究，理论储备不充分，工作体系不健全，心理干预防护的技术装备和方法少，官兵普遍缺乏战斗应激自救互救技能等。

非战争军事行动心理健康研究还是一个新兴领域，与特殊军事环境心理^[42]、战创伤心理^[43]的研究同等重要。虽然这些领域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但是我们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扩展了对军事心理健康的认识，对于今后开展军人心理健康的系统评估、完善当前的心理服务实践都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