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400038 重庆，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 School of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复吸行为一般指戒毒人员在脱毒成功一段时间后，重新开始使用脱毒前使用过的毒品或其他毒品的病态行为[1]。相关研究显示，戒毒人员的复吸率可达90%以上[2-3]，成为毒瘾戒除之后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戒毒人员复吸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典的复吸行为模型认为，复吸受到“重新暴露于毒品(re-exposure to the drug)”、“与毒品相关线索(drug associated cues)”和“压力(stress)”3种因素的影响[4]，其中“压力”因素与个体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BECK[5]提出的复吸的认知模式则把心理因素作为复吸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人对毒品的态度、信念造成的渴求感是导致复吸发生的主要原因。TIFFANY等[6]同样认为复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毒品的渴求感，但对于渴求感的来源有不同的观点，即可能同时来自于吸毒后产生的欣快正性情绪，以及因截断而产生的难以忍受痛苦和折磨的负性情绪。而梁建辉等[7]认为，除了正性和负性情绪体验会带来渴求感，强迫性的行为冲动和社会支持等社会环境因素等也会对毒品渴求产生影响。然而，正负性情绪、强迫性的行为冲动和社会支持会否因对毒品渴求的影响而产生复吸倾向，并没有直接的实证研究证据证实。而在戒毒工作实践中，通过对正负性情绪、冲动性人格和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干预来达到预防复吸的目的比通过对毒品渴求感的干预来达到此目的更具操作性。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正负性情绪、冲动性人格和社会支持对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直接影响，从而为戒毒心理干预工作的实践提供实证支撑。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法抽取重庆地区最大的2个男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和2个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660人为样本，抽样概率10%。考察同质性较低的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被试群体年龄16~64(36.85±9.93) 岁。男性戒毒人员386人，女性247人。已婚250人，未婚337人，离异27人，其他19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430人，高中及中专163人，大专22人，大学及以上5人，其他13人。发放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SSRS)、冲动性量表第11版(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11 version，BIS-11) 和复吸倾向问卷各660份，有效回收问卷633份，有效回收率95.9%。本研究已经过第三军医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14)。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采用PANAS、SSRS和冲动性量表第11版(BIS-11) 考察戒毒人员的正、负性情绪特点，社会支持特点和冲动性人格特征。
PANAS包括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维度，量表分越高分别表示正性和负性情绪的强度越高[8]，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875，进行因素分析，各主成分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61.77%，仅4道题的因子负荷在两个主成分上较大，且均不超过0.6，表明该量表在戒毒人员中的信效度良好。
SSRS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量表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程度越好[8]，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779，进行因素分析，各主成分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67.91%，各题因子负荷均只在一个主成分上较大，表明该量表在戒毒人员中的信效度良好。
BIS-11包括注意冲动、运动冲动和无计划冲动3个维度，量表分越高表示冲动性越高[9]，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718，进行因素分析，各主成分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57.78%，仅1道题因子负荷均在两个主成分上较大，表明该量表在戒毒人员中的信效度良好。
采用复吸倾向问卷评定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性。其中包括戒毒信心、毒品的现实影响力、客观环境、身心受损程度和支持系统5个因子[10]。问卷分数越高表示复吸倾向越明显，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0.860，进行因素分析，各主成分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52.19%，各题因子负荷均只在1个主成分上较大，表明该量表在戒毒人员中的信效度良好。
1.2.2 研究程序与质量控制采用团体施测，分别在4 d的同一时段分批进行，由一名主测宣读结构化的测试总指导语，详细宣读每一个量表的指导语，并提前做好容易产生理解偏差条目的解释工作，阐述保密原则。测评过程中尽量避免受测人员受到环境的影响，并安排3~4名辅测人员配合主测对受测人员关于条目理解的问题进行解释，问卷当场统一回收。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对复吸倾向分别与正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和冲动性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并以正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冲动性为自变量，复吸倾向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一般特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在不同人群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复吸倾向得分与戒毒人员年龄没有相关性(r=0.083，P＞0.05)，男性和女性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50，P＞0.05)，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文化程度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1=1.299，P＞0.05；F2=0.160，P＞0.05)。
2.2 正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和冲动性与复吸倾向的相关分析复吸倾向与冲动性3个维度(注意冲动性、运动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均存在相关性(r1=0.182，P＜0.01；r2=0.223，P＜0.01；r3=0.102，P＜0.05)；与负性情绪、主观支持维度存在相关性(r1=0.212，P＜0.01；r2=-0.189，P＜0.01)，但与正性情绪不存在相关性(r=-0.067，P＞0.05)；与支持利用度有相关性(r=0.098，P＜0.05)。结果提示正性情绪、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在影响复吸倾向的因素中可能不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作用。
2.3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进一步考察正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和冲动性与复吸倾向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复吸倾向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全部进入法，排除与复吸倾向无关的正性情绪和客观支持维度，将其他维度全部纳入回归方程。其中，注意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和支持利用度主效应不显著(P＞0.05)，运动冲动性、负性情绪和主观社会支持主效应显著(t1=2.539，P＜0.05；t2=2.656，P＜0.01；t3=-2.537，P＜0.05)。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发现除注意冲动性之外，其他变量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CIi＞10)，其中支持利用度的多重共线性较为严重(CIi＞30，表 1)。
| 维度 | 特征值 | 条件指数CIi |
| 常数 | 6.738 | 1.000 |
| 注意冲动性 | 0.104 | 8.042 |
| 运动冲动性 | 0.064 | 10.281 |
| 无计划冲动性 | 0.047 | 11.996 |
| 负性情绪 | 0.026 | 16.114 |
| 主观支持 | 0.015 | 21.337 |
| 支持利用度 | 0.006 | 32.544 |
进一步采用逐个进入法对复吸倾向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运动冲动性、主观支持和负性情绪依次进入方程，模型总体显著(F=15.056，P＜0.001)，能够解释总变异的9.3%。运动冲动性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51，主效应显著(t= 3.060，P＜0.01)；主观支持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59，主效应显著(t=-3.462，P＜0.01)；负性情绪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40，主效应显著(t=2.834，P＜0.01)，如表 2所示。标准化回归方程为Y复吸倾向=19.143+0.151X运动冲动性-0.159X主观支持+0.140X负性情绪。
| 非标准化系数 | 模型因子 | 标准化系数β分配 | t | P | |
| B估计值 | 标准误 | ||||
| 常数 | 19.143 | 4.008 | 4.776 | 0.010 | |
| 运动冲动性 | 0.420 | 0.137 | 0.151 | 3.060 | 0.002 |
| 主观支持 | -0.424 | 0.122 | -0.159 | -3.462 | 0.001 |
| 负性情绪 | 0.284 | 0.100 | 0.140 | 2.834 | 0.005 |
| 注：该回归模型的因变量是“复吸倾向” | |||||
根据两个回归分析结果和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可知，运动冲动性、主观支持和负性情绪与复吸倾向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而注意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和支持利用度可能与模型内变量存在相关或交互，因而产生了共线性问题。分别将注意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和支持利用度与原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交互，进行新一轮的线性回归。发现，并无交互项进入新的模型中，即不存在交互效应或调节效应。采用温忠麟等[11]的中介效应估计方法考察注意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和支持利用度是否以模型中变量为中介产生作用，结果显示，运动冲动性在注意冲动性和复吸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作用大小为0.074，在无计划冲动性和复吸倾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作用大小为0.021；主观支持在支持利用度和复吸倾向之间起完全的中介作用，作用大小为0.060。
3 讨论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特点来看，人口学变量对复吸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的戒毒人员，其复吸倾向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从侧面表明，毒品对于不同的人群的影响效应是一致的。因此，在考察复吸倾向的影响因素时，可以较好地排除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从而更加集中地探索其他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正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和冲动性与复吸倾向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提示这些因素可能对复吸倾向产生影响。随后的结果中发现在3个因素中，仅负性情绪、主观支持和运动冲动性对复吸倾向的效应是显著的。从回归方程可知，运动冲动性和负性情绪越高的群体，复吸倾向越明显。运动冲动性反映的是戒毒人员的认知抑制和冲突监测能力，得分越高，表明认知抑制和冲突监测能力越差。认知抑制能力能够帮助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有意识地去避免一些对于信息的不合适反应，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2]。因此戒毒人员可能正是因缺乏这样的能力，而不能对环境中的毒品诱惑做出拒绝的正确选择。冲突监测能够反映个体对于错误反应的监测和识别能力[13]。因此，戒毒人员可能缺乏对毒品线索与毒瘾和戒断反应之间联系的识别能力。而根据BAKER等[14]的情绪负强化理论，个体会因避免戒断反应或其他负性事件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而产生较强的感觉寻求，从而产生对于毒品危险认知的下降，造成吸毒行为，新的吸毒行为又会产生新一轮的戒断反应，因此，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对身心的双重影响。根据TIFFANY等[6]的观点，毒品带来的欣快感在效价上属于正性情绪，同样会造成对于毒品渴求的增加，但本研究并未发现正性情绪对复吸倾向的显著效应。因而可以推测，正负性情绪量表中所测的正性情绪可能与毒品刺激大脑奖赏系统带来的欣快感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二者虽然具有相同的正性效价，但在唤醒度、优势度等维度上可能存在差异。目前在关于情绪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将情绪分为不同的效价、唤醒度和优势度进行研究；而另一种是将情绪分为愉悦、悲伤、恐惧、愤怒等多种具体情绪进行分析。其中，悲伤和恐惧可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效价和唤醒度，但在效应上却大相径庭。同理，一般的愉悦情绪和毒品带来的欣快感可能在效价上都属于正性情绪，却可能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具体情绪，因而对复吸倾向的影响效应就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都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主观支持得分越高的戒毒人员，其复吸倾向得分越低。主观支持是社会支持的维度之一，其反映的是个体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8]。因此，戒毒人员可能对于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的缺乏也会使其转向毒品寻求精神安慰和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均未对复吸倾向产生显著的影响，表明社会支持是否被戒毒人员所感受到是支持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未纳入线性模型的变量中，无计划冲动性和注意冲动性通过运动冲动性对复吸倾向起作用，支持利用度通过主观支持起作用。注意冲动性体现的是个体的注意稳定性特质，冲动性越高，稳定性越差。通过提升注意稳定性特质能够增强戒毒人员的认知控制能力，从而降低对于毒品的渴求，减小复吸的概率。无计划冲动性体现的是个体对于计划的执行力，无计划冲动性较高的人群常常因主客观原因随意改变计划，这也体现出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不足，因此考虑通过对于戒毒人员计划执行力的训练，也能够增强其自我控制能力，从而降低复吸的风险。支持利用度体现的是个体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仅有客观的社会支持并不能说明支持的有效性，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支持的利用还需要通过戒毒人员对于支持的体验程度来起作用。言下之意，只有戒毒人员从内心体会到社会支持带来的尊重感和理解感，社会支持的效应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来。
本研究发现了正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和冲动性对于复吸倾向的显著影响，但影响的效应较小，说明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诸多因素可能会对复吸倾向产生影响。BECK等[5, 7]的认知模式将由毒品带来的欣快感、脱毒带来的负性情绪、强迫性的行为冲动和社会支持等因素构成的毒品渴求看作是复吸倾向的主要原因。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毒品渴求可能仅仅是复吸产生的多个因素之一，且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更多的可能导致复吸的心理社会因素。
由于复吸倾向与负性情绪、主观社会支持和运动冲动性密切相关，并且注意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和支持利用度需要通过他们来对复吸倾向产生作用。因此，在实际的戒毒管理和教育矫治过程中，应该特别注重戒毒人员的情绪状态，通过心理咨询、疏导放松和训练等手段能够帮助其学会调适自身的情绪和心境，减小毒品诱惑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抵抗心理毒瘾的发作。在为戒毒人员提供社会支持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帮助他们主动体验和感受支持，消除消极情绪体验的不利影响，建立起客观社会支持和主观社会支持之间的有效渠道，提高社会支持的利用效率。并且，需要通过一定的心理干预技术手段，帮助戒毒人员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尤其是认知抑制和冲突监测的能力，减少因为自身的冲动性而不能拒绝毒品诱惑的可能性，提高心理戒毒成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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