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世界感同身受的能力。人们通过共情，调节沟通中的认知偏差、促进情感共鸣、确保信息交互的效力，协助搭建起良好的人际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医学教育者和医院管理者对医护人员的共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临床医师的共情能力是实施诊疗的一个关键因素^[1]。它不仅能帮助疾病的诊断，还能产生治疗效果，并对患者的就医满意度、依从性、医疗开支的降低等产生正向影响，有效减轻医师的工作压力，提升职业认同感^[2]。培育医师的共情能力被认为是医学继续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3]。不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都以心理学共情理论为理论基础，没有专门的医师共情理论作为依据。而医师的共情与普通个体共情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更需要兼具医师职业的特殊要求。例如：医师共情需恪守目的的唯一性——均以患者的治疗康复为目的；医师共情需具备有效输出的操作性——以患者感知到医师的共情关怀为目的；医师共情需兼顾道德的中立性——医师在给予患者关怀的同时能始终正确识别这种感受源自他人，对源自他人情感投射的自我悲伤能积极应对，以免长期暴露带来的身心疲乏。以上种种，说明医师共情理论需要独立研究。医师的共情能力也应该单独定义。

本研究假设：对我国医师共情理论的内涵解析应取向卡尔罗杰斯医生的共情理论内核，即医师的共情是一种专业技能。这种技能除具有人类共情与生俱来的特质以外，还兼具医师职业的道德属性，并具备操作实践性，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被培养、塑造，遵循能力的发展观。为验证这一定义假设，本研究拟编制医师共情能力问卷，并通过实证调查来证实理论假设的合理性。

目前，针对共情能力测量的问卷有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4]、测量共情认知成分的霍根共情量表^[5]、测量共情情绪成分的情感性共情量表^[6]以及基本共情量表(basic empathy scale, BES)^[7]。这些工具都适用于普通人际关系。杰弗逊医师共情量表(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JSPE)^[8]是唯一一个比较成熟的测试医护共情的工具。但是，该量表编制全程都只以临床医师为研究对象进行条目的收集和审阅，未将医师共情的对象——患者纳入研究范围，

且由于语言和版权等原因，在国内尚无JSPE医生版完整的修订版本和大规模的施测。本研究认为：医师共情能力应当以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照顾，更强调患者对医师共情能力的接受和理解。因此，本研究在问卷条目编写时，针对患者群体进行了访谈，旨在结合现有测量工具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患者对医师共情能力的认知和要求，以编制适合我国医疗现状的医师共情能力测量问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访谈阶段，选取北京、上海、贵阳的3所综合性医院共12名从业15年以上的临床医师，以及60名年龄在18~70岁、无精神病史、意识清楚、回答切题、无明显沟通障碍的患者。以“临床医师的共情能力特征”为主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问卷初测阶段采用便利随机方法，抽取某所医院200名从事临床一线工作的医师(均为已获得执业医师执照的正式聘用人员)对初始问卷进行填答。正式施测阶段采用分层随机方法从访谈阶段选择的3所综合性医院共抽取600名有执业医师执照、从事临床一线工作1年以上、需要经常与患者沟通的医师(排除规培生和只从事科室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作为被试。正式施测4周后从被试中抽取100人进行重测。本研究经解放军第44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2015院字第115号)。

1.2 问卷编制

1.2.1 条目编写

采用专家评定法和预测试数据分析，通过临床医学和心理学专业人士的评判对条目进行筛选、合并、删减和修改，以及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条目进行精简。一共分为以下5步。

第1步：基于共情经典文献和医师共情能力理论假设，设计10项关键问题进行访谈。访谈结束后将信息编码，按照语义特征分析，整理出“医师共情能力特征语词及出现频次”，示例见表 1。将访谈中得到的核心表述编写成为条目。

第2步，参考借鉴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9]、BES、JSPE以及张建新教授修订的大五人格量表^[10]、救助人员生活质量量表^[11]中与本研究内容相关联或类似的维度及具体的条目，与根据访谈结果编写的条目进行合并，共得到92条目。

第3步，邀请临床医师对92条目逐个进行讨论，确保条目的表述符合医疗工作常识和医师阅读、思考、用语的习惯。删除、合并重复的条目。与心理学专家讨论，对条目进行归类。确保各条目表达的意义准确无歧义，各个条目的表述相互独立不重合。获得55个条目。

第4步，按照李克特5级量表编制方法^[12]，按照“非常赞同~完全不赞同”赋值“5~1”分对医师共情能力的态度进行调查。形成55条目的医师共情能力自评问卷(初测版)，对200人进行测试。回收179份有效问卷。

第5步，以初测阶段的179份问卷为样本，对55个条目的初始问卷进行Bartlett球性检验，KMO值为0.843，χ²为2 319.709，显著性概率P值＜0.05。说明本样本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因子，并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旋转，选取特征根＞1的因子共4个，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9.895%。同时去除掉因子负荷＜0.4和交叉载荷较大的项目，重复多次后，余下18个条目。

1.2.2 形成问卷

根据以上条目筛选提取的结果，编写指导语并添加一般资料部分；确定以李克特5级量表设计原则为评分模式。为了保证问卷的填答有效性，增加了2道测谎题目，即在问卷的不同位置放置某测项的正向与反向叙述的两个版本。形成完整的含有20个测项的问卷(表 2)。

1.3 正式施测

为确保问卷填答的有效性和数据回收的规范性，委托每所医院的2名医疗科助理员进行问卷的发放和收集，并在试验前期对测试人员进行关键概念和抽样方法的培训。使用本问卷和IRI-C对600名被试进行正式测试，并抽取100人在4周后进行重测。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和Amo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指数做问卷区分度、重测信度和效标关联指数验证。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进行因素的探索划分。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验证。因素的命名参照每个因素里多数条目并结合理论依据加以概括，使其尽可能覆盖条目的意义。内部一致性检验的模型使用α模型。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正式施测的600份问卷全部回收并进行测谎题目的检查，得到有效问卷586份。

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2.1.1 区分度

采用Pearson相关法计算各条目与总分之间的积差相关系数(表 3)。各题目与总分之间的r为0.304~0.620，表明各题项的区分度较好(r≥0.29)。因此，除去测谎题，还有18个题目进入探索性因素分析。

2.1.2 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

问卷的KMO值为0.859，χ²为1 281.453，显著性概率P值＜0.05，说明本样本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2.1.3 主成分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因子，综合碎石检验结果(图 1)，确定4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881%(表 4)，因子负荷值为0.516~0.828(表 5)。

2.1.4 因子的命名

问卷由18条目构成，包含了4个公因子。根据对医师共情能力定义和实证数据的分析。将各个因子命名如下：因子A包含5个条目，命名为“观点采择能力”，用于评价医师通过转换自己的思维角度去理解患者感受体验，推断患者的内部心理活动并始终能够区分自己与患者的观点的能力；因子B包含4个条目，命名为“情绪共享能力”，用于考察医师通过对患者的关注、想象自己处于与患者相同处境、体验患者情绪，并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加工的能力；因子C包含4个条目，命名为“积极关怀能力”，用于评价医师对患者发出情感上的关心、温暖和同情，即给予关怀的能力。根据测项发现，这种能力也体现了医师对患者处境所反映到自我内心的积极应对；因子D包含5个条目，命名为“共情表达技能”，用于评价医师能否准确地向患者传递共情，通过观察、言语和非言语的沟通、互动行为，医师能够让患者(和家属)感受到被理解、被关心，敦促其更积极与医师合作。

2.2 问卷的信度检验

2.2.1 内部一致性

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40，说明问卷的可靠性良好。

2.2.2 重测信度

对100名被试在4周后进行重测，分析显示问卷总分重测信度为0.728。4个因素重测信度为0.703~0.753，说明问卷的信度良好。

2.3 问卷的效度检验

2.3.1 结构效度

选取正式施测时的586份样本，运用Amos 21.0软件对已有问卷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该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统计学的标准(表 6)，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2.3.2 效标关联效度

用IRI-C作为本研究的效标工具。对本研究问卷的总得分和IRI-C的总得分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r为0.712，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医师共情能力自评问卷是有效的。

3 讨论 3.1 问卷的理论基础及编制策略

现有成熟的共情量表大多是针对普通人群施测的，理论依据是心理学共情理论，适用于一般人际关系。它们用于考察医生群体时可能存在特异性较低等缺陷，不符合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虽然杰弗逊医师共情量表是专门针对医师群体的测量工具，但由于尚未在我国建立起常模，且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对医师共情能力的评价有很大影响^[13-14]，该量表目前在我国医疗环境中的适用性可能存在局限。本研究对医师共情能力评价是在医师共情的能力观这个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随后也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个理论假设。

同时，本课题组认为医患关系具有目的的唯一性，即以患者的治疗康复为目的。对医师共情能力的评价也应围绕“以患者为中心”的要求，需要从患者的体验、感受角度出发。因此，在问卷编制过程中，我们对患者进行了专门的访谈，在条目编写中充分纳入患者对医生共情行为表现的认识和需求。这也有别于杰弗逊医师共情量表的编写(主要参考的是临床医师的讨论意见)，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经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医师的积极关怀能力维度与医师共情能力中的特质性因素^[15]所体现的特征一致，例如责任感、信任、幽默感等，而这些因素无一例外地指向亲社会人格和助人行为^[16]。我们还获知：共情行为技能维度与医师共情能力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这个维度与Alligood等^[15]报道的“共情不仅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一种能力状态，具有习得性”这一结论是相符的。说明医师(医学生)的共情能力可以通过观察力培养和压力纾解等课程进行专门培训，并得到发展。仅仅重视专业技能的医学教育可能对医师的共情能力造成损害^[17]。本研究所得的医师共情能力4因子结构模型，与患者对医师共情能力特征和内涵的认知一致，能较好反映我国临床医师的共情能力现状。

3.2 问卷的信效度评价

医师共情能力自评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严格遵循心理测量学的规范要求。信度检验结果如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0，说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问卷的重测信度良好。通过查阅文献、与临床医师和心理学专家进行讨论，问卷具备良好的内容效度。问卷的区分度、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本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医师共情能力观的理论假设得到验证。效标关联效度的结果表明：本问卷与IRI-C量表之间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3.3 问卷的不足及未来的展望

本研究对医师共情能力的理论进行了探索，并开发了较为科学、合理的测量工具，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样本所属医院地域的选择上虽然纳入了医疗资源级别不同的城市，但数量较少。纳入样本的临床医师数量也有限。再如，该研究以问卷条目为调研主体，对于被试(医师)的性别、职称、学历、所属不同的科室等相关因素是否会对医师的共情能力造成影响，没有进行深入的考察。医生共情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其中存在哪些影响因素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后续研究将继续扩大样本数量，并考虑更多的变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