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作业疲劳(military fatigue)是指部队官兵在平时或战时特殊环境条件下由军事劳动、训练以及战斗引起的疲劳^[1]。英军调查显示，官兵疲劳发生率超过了31.5%，特别是青年军人、专业士官和潜艇人员的疲劳发生率均在72%以上^[2]。美军服役多年的空勤人员疲劳发生率也超过了34%^[3]。国内研究发现，军事训练引起的疲劳发生率高达36%，而在具有较大训练强度的武警部队中，疲劳发生率更是达到了58%^[4]。慢性持久的作业疲劳，导致食欲减退、四肢乏力、记忆衰退、思维迟缓，甚至出现焦虑、失眠、性格改变等，促使军事作业效能下降，影响部队战斗力^[1]。

焦虑敏感性(anxiety sensitivity，AS)是个体认为焦虑相关感受对其生理、心理和社会评价具有消极影响，从而对焦虑症状产生的担心和恐惧^[5]，对惊恐发作、强迫症、社交恐怖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焦虑症亚型具有预测作用^[6]。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受到个体焦虑敏感和应对方式的影响，个体焦虑敏感性越高，越容易产生不合理信念，诱发生理和情绪反应，导致失眠障碍，致使个体疲劳加重^[7]。同样，焦虑敏感性还能很好的预测军事飞行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应对方式^[8]。近年来，诸多研究发现高寒地带军人^[9]、干旱地区军人^[10]、飞行人员^[11]和海勤人员^[12]，其疲劳状况均与应对方式显著相关。

作为相对稳定的特质，焦虑敏感性和个体作业疲劳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应对方式在青年军人焦虑敏感和作业疲劳之间起到什么作用？为此，本研究聚焦男性军人焦虑敏感性、应对方式和作业疲劳之间的关系，为降低因作业疲劳引起的军事作业效能下降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择某陆军部队共发放问卷260份，有效回收240份，有效率92.3%。全部为男性，年龄16~35(22.51±3.36)岁，服役年限1~16(3.89±3.14)年；其中，士兵116名，士官105名，干部19名；服役1~2年115人，3~6年89人，6年以上36人；独生子女79人，非独生子女161人；初中及以下学历43人，高中和中专139人，大学及以上58人；户籍农村164人，县、镇32人，中小城市28人，发达城市11人，另有5人未填写户籍。

1.2 施测工具

1.2.1 自编人口学资料调查表

涉及被试性别、年龄、服役年限、职别、是否独生子女、入伍前户籍和文化水平等。

1.2.2 焦虑敏感性指数量表-3(anxiety sensitivity index Ⅲ，ASI-3)

由Taylor等^[13]于2007年修订，用于测量被试焦虑敏感性程度，包括18个关注与焦虑相关感觉的条目(比如我感觉心跳很快、我担心我有可能要心脏病发作)，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0(几乎没有)到4(经常)，总分0到72。ASI-3包括3个分量表：躯体关注、社会关注和认知关注，具有很高的信效度，本研究样本计算得到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925。

1.2.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由解亚宁^[14]修订，用于测量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态度和做法，共20个条目，包含积极应对方式12个条目，消极应对方式8个条目，每个条目均为4级评分，从1(不采取)到4(经常采取)，分别计算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的均分。该量表适用广泛，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样本计算得到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806。

1.2.4 作业疲劳症状自评量表(work related fatigue feeling questionnaire，WRFFQ)

参照文献^[15]编制，用于测量疲劳症状，共25个条目，包含困倦感、情绪不安感、不快感、怠倦感和视觉疲劳感5个维度，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0(全然没有)到4(非常明显)，分别计算各因子分和总分。该量表信效度良好，重测评分的相关系数为0.647~0.769，本研究样本计算得到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943。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21.0和AMOS 17.0统计软件，主要方法有：人口学变量的焦虑敏感性和作业疲劳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再运用四分位数分割法，把被试分为高、中、低焦虑敏感性组(25%以下、25%~75%、75%以上)，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高、低焦虑敏感性组男性军人的作业疲劳差异；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Bootstrap检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水准为0.05。

2 结果 2.1 人口学变量

每项人口学变量的焦虑敏感性总分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F_服役年限=0.257，F_{是否独生子女}=0.070，F_职别=0.315，F_文化程度=0.990，F_{入伍前户籍}=0.933，P＞0.05)，可见焦虑敏感性为相对稳定的特质，不受以上人口学变量影响。而在作业疲劳总分的比较中，多项人口学变量间差异也未达到显著水平(F_服役年限=0.213，F_{是否独生子女}=0.083，F_文化程度=0.551，F_{入伍前户籍}=0.582，P＞0.05)，但职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SD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干部疲劳度(7.31±3.20)显著低于士兵(9.22±3.78)和士官(9.67±3.97)，而后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高、低焦虑敏感性军人作业疲劳比较

高、低焦虑敏感性军人作业疲劳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所示，高焦虑敏感性军人在作业疲劳各因子得分上也显著高于低焦虑敏感性军人(P＜0.001)，说明相同军事环境下，高焦虑敏感性军人困倦感、情绪不安感、不快感、怠倦感、视觉疲惫度和总疲惫度高于低焦虑敏感性军人。

2.3 焦虑敏感性、应对方式和作业疲劳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由表 2可见，除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相关不显著，焦虑敏感性总分和各因子分、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及作业疲劳两两相关(P＜0.01)。

为进一步探讨焦虑敏感性、应对方式和作业疲劳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焦虑敏感性、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为自变量，作业疲劳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所有变量均进入回归方程(F=37.943，P＜0.001)，可共同解释军人作业疲劳总变异的31.7%。

2.4 应对方式在焦虑敏感性与作业疲劳间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现有研究和上述结果，提出了以下假设：①焦虑敏感性直接影响作业疲劳；②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直接影响作业疲劳；③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焦虑敏感性和作业疲劳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由此，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1所示。

模型拟合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n likelihood)进行估计，拟合指标分别为χ²/df=1.836，P=0.076，GFI=0.984，AGFI=0.951，NFI=0.979，RFI=0.955，IFI=0.990，TLI=0.979，CFI=0.990，RMSEA=0.059，均达到测量学标准，模型可以接受。

继而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从原始数据中重复随机抽取200个Bootstrap样本，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表 4所示，从焦虑敏感性到作业疲劳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5~0.43，区间不包括0，即应对方式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显著。且两条子路径95%的置信区间也不包括0，表明应对方式在焦虑敏感性和作业疲劳的中介效应显著。焦虑敏感性对作业疲劳的总效应为0.44，模型引入应对方式后，标准化路径系数(即直接效应)变为0.28，应对方式对作业疲劳的中介效应(即间接效应)为0.16，效果量为中介效应值除以总效应值^[16]，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效果量均为18.2%，故应对方式总的中介效果量为36.4%。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士兵和士官作业疲劳度高于军人干部，与既往对英军的研究^[2]相符。由于营区封闭且管理严格，士兵和士官是部队军事训练主体，其承受的生理压力和心理压力都相对较大，故作业疲劳程度较高。此外，本研究发现高焦虑敏感性军人困倦感、情绪不安感、不快感、怠倦感、视觉疲惫度和总疲惫度高于低焦虑敏感性军人。高焦虑敏感性个体对自身健康过度关注，一旦身体负荷过载，就会产生疲劳感和糟糕至极的消极认知，从而又激活了情绪和生理的变化，进入恶性循环^[17]。由此，士兵、士官以及高焦虑敏感性军人应是部队作业疲劳干预的重点人群。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焦虑敏感性、应对方式和作业疲劳的关系，结果发现男性军人的疲劳感受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作为心理应激过程中重要的中介因素，应对方式与应激源和应激反应都有关系^[18-19]。积极的应对方式是寻找帮助、纠正错误认知，积极地看待事物，可以降低应激损伤，同样也可以缓解和改善疲劳症状，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是逃避和发泄，往往会加剧疲劳程度，并继发不良症状反应^[20]。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焦虑敏感性和应对方式对作业疲劳都有预测作用，可解释作业疲劳方差总变异的31.7%，表明积极应对可能是作业疲劳的保护因素，而焦虑敏感和消极应对是其危险因素。

有趣的是，多重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焦虑敏感性不仅直接作用于官兵作业疲劳，而且还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间接影响官兵作业疲劳，即低焦虑敏感性军人往往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即针对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不断发现自我价值，肯定自我，逐步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感受^[21]，疲劳症状受到响应缓解；而高焦虑敏感性军人往往采取消极应对方式，会加重个体疲劳症状。可能是由于高焦虑敏感性个体具有明显的负性信息注意偏向^[22]，也倾向于采用消极处事态度^[23]。这也就启示我们，对高焦虑敏感性军人作业疲劳的干预可以着重改变其消极应对方式。肖支仁等^[24]曾采用团体咨询和个体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对军事飞行员进行疗养放松。结果发现，与常规疗养组比，心理干预组采取问题解决和求助的成熟型应对方式有所提升，且焦虑情绪受到良好的调控，压力缓解，心理健康水平也有所提高。这也符合冯正直等^[25]的研究结果，心理素质训练可以改善军人应对方式，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焦虑敏感性不仅直接作用于官兵作业疲劳，而且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间接影响作业疲劳。在日常工作、军事训练时，应重点关注高焦虑敏感性个体的作业疲劳程度，对其应对方式施加心理素质训练，养成求助和积极看待的应对方式，控制疲劳程度加深，减少军事作业效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