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军医大学新生通过应届高考进入军校，从未经历过军事化的正规训练。为了更好地适应军校生活，更快、更好地完成由地方高中生到军医大学生的转变，军医大学新生需要经历高强度军事化训练，经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已有研究表明16.98%的新生在军训期间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1]。同时以往研究表明，大部分个体在经历生活环境中的重大应激事件或高难度挑战后可获得积极的心理改变，被称为应激后成长(stress-related growth，SRG)或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2]。

大量研究提示军事训练后个体获得的应激后成长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心理弹性、情绪调节方式、正性情绪、认知重评、自我接纳等^{[3, 4, 5, 6, 7, 8]}。当前研究显示心理弹性与应激后成长有密切联系^{[4, 7, 9]}。心理弹性(resilience)指在压力和逆境中能良好应对，并且能够从压力和逆境中得到积极的成长^[10]。Siqveland等^[5]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水平和抑郁与经历自然灾害后的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应激后成长可以作为其中的重要调节因素。Zerach等^[11]研究发现面临逆境时，经历高强度心理应激的战士，仅有少部分会出现适应不良，更多的个体则表现出了积极正向的心理变化。本研究通过研究军医大学新生在集训及300公里拉练后的应激后成长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正性情绪、负性情绪、焦虑、抑郁对应激后成长的作用，旨在引导新生如何正确面对军校学习生活和训练，更好地完成角色转变，并为军校新生集训期间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

于2014年9月在某军医大学新生完成集训以及300公里徒步拉练后，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共招募被试565人，以营为单位现场施测，进行计算机化的问卷调查，由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人员实施，统一宣读指导语和注意事项。调查共获取有效问卷565份(100.0%)。其中男生499人(88.3%)，女生66人(11.7%)；年龄16～21(17.8±0.8)岁。

即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该量表共21个条目，5 个维度：人际关系(relating to others)、新可能性(new possibilities)、个人力量(personal strength)、精神变化(spiritual change)及欣赏生活(appreciation of life)，采用Likert 6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SRG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2]。

该量表包含25个项目，包含坚韧性、力量和乐观性3个因子，采用Likert5点量表评定法，从0～4分别表示“完全不是这样”“很少这样”“有时这样”“经常这样”“几乎总是这样”。该量表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中国军人及军校大学生中有较好的信效度^{[13, 14]}。

该量表由包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维度各10个形容词组成，每个维度分别包含10个形容词，采用Likert5点量表评定法，从1～5分别表示“几乎没有”“比较少”“中等程度”“比较多”“极其多”，要求被试根据自己近1~2星期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该量表应用广泛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5, 16]}。

该量表由两个分量表组成，共40个项目。前20题为状态焦虑量表(SAI)，后20题为特质焦虑量表(TAI)。采用1~4级评分^[17]。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8]。

该量表共20个条目，按过去7 d内出现相应情况或感觉的频度进行评定：从“基本没有”“少有”“常有”到“一直有”分别记0~3分。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9]。

数据以 x±s表示，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线性回归分析。

军医大学新生在完成集训及300公里徒步拉练后，应激后成长总分为(69.19±18.65)，5个因子得分最高的是个人力量(3.85±1.00)，其次是新的可能性(3.66±1.07)，随后分别为人际关系(3.20±1.05)、欣赏生活(3.03±0.83)，精神变化得分最低(2.13±0.80)。男生应激后成长总分为(69.60±18.45)，女生应激后成长总分为(66.06±20.00)，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应激后成长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

应激后成长与心理弹性总分(r=0.728，P<0.01)及3个因子坚韧性(r=0.687，P<0.01)、力量(r=0.692，P<0.01)、乐观性(r=0.543，P<0.01)呈显著正相关，并与正性情绪(r=0.703，P<0.01)呈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绪(r=-0.499，P<0.01)、状态焦虑(r=-0.644，P<0.01)、特质焦虑(r=-0.673，P<0.01)、抑郁(r=-0.249，P<0.01)呈显著负相关。

根据心理测量学原理，将平均数加减1个标准差作为划线标准，将应激后成长总分等于或高于平均数加1个标准差的被试划为高成长组；将应激后成长总分等于或低于平均数减1个标准差的被试划为低成长组。得到高分组被试108例，低分组被试90例。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高成长组在心理弹性和正性情绪的得分上均显著高于低成长组(P<0.01)；在负性情绪、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和抑郁方面，高成长组得分均显著低于低成长组(P<0.01，表 1)。

选取坚韧性、力量、乐观性、正性情绪、负性情绪、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和抑郁对应激后成长总分做回归分析，回归系数(r) =0.786，调整系数(r²)=0.615，表明可解释应激后成长61.5%的总变异。回归方程为SRG=-2.810+0.943 X₁+0.636 X₂+0.686 X₃ + 0.665 X₄-0.459 X₅，回归方程有效(F=180.967，P<0.001)。即预测变量为正性情绪、心理弹性和特质焦虑进入回归方程，而状态焦虑和抑郁未能进入(表 2)。

军医大学新生入校时的集训以及300公里徒步拉练作为高强度应激事件，给个体带来较多心身压力的同时，也为其积极的改变与成长提供了机会。本研究中军医大学新生应激后成长为(69.19±18.65)，高于谢钧润等^[20]报道的新兵新训1个月应激后成长得分 (45.90±18.59)，与以往文献[20, 21]的结论一致， 提示文化程度可能是影响应激后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程度越高的个体越能够从应激事件中获得成长。本研究发现军医大学新生的应激后成长主要体现在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人际关系和欣赏生活四方面(均高于量表的中间值2.5)，而精神变化得分较低，与Yu等^[7]对基层部队新兵的研究结论一致，提示军医大学新生在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人际关系和欣赏生活方面均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改善，而精神变化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

本研究结果显示，军医大学新生的应激后成长水平与心理弹性、正性情绪呈正相关，与负性情绪、状态焦虑、特质焦虑、抑郁呈负相关。应激后成长高分组在心理弹性和正性情绪得分上显著高于低分组，在负性情绪、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和抑郁得分上显著低于低分 组，表明心理弹性越好，以及拥有较高正性情绪的军医大学新生在经历应激事件后能够获得更好的成长。这与Bensimon等^[22]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与应激后成长呈显著正相关的结果一致，同时验证了谢钧润等^[20]的研究结论：拥有更多正性情绪的个体在经历应激性事件后能够获得更多成长。本研究发现与应激后成长低分组相比，应激后成长高分组有较少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与缪毅等^[23]对2011级137名军医大学新生的研究结论(应激后成长高、低组在负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中军医大学新生的集训中加入了高强度的300公里拉练，使得应激性事件更为突出，因此应激后成长高、低分组在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国外相关学者得出的结论相吻合，如Silva等^[24]的研究表明焦虑水平与应激后成长呈负相关，Siqveland等^[5]的研究表明抑郁水平与应激后成长呈负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正性情绪和特质焦虑具有预测应激后成长的可能，解释率为61.5%，与诸多研究结果一致：心理弹性各因子和正性情绪均能正向预测应激后成长^{[22, 25]}，特质焦虑对应激后成长具有负向预测作用^[24]，说明拥有较高心理弹性和正性情绪、较低特质焦虑水平的个体，他们能够在经历应激事件后得到更好的心理成长。

综上所述，心理弹性、正性情绪和特质焦虑是影响应激后成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军医学生的心理弹性和正性情绪，增加他们对应激事件全面、客观的认识，降低负性情绪，来提升其应激后成长水平，并促进军医大学新生对军校环境的快速适应，为他们日后有效应对繁重的学业压力和军事训练任务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