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是个体面对压力性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1]，与个体的生理及心理健康息息相关^[2]。Folkman &Lazarus将“应对”定义为“当一个人判断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可能会超出自己拥有的资源时，为处理这种交互作用的内外需求而采取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3]。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经常会遭遇各种应激事件，个体良好的应对方式将有助于他们能够采取适宜有效的反应，以适应未知复杂的军事作业环境所需。相关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方式易使个体形成负性情绪，影响心理健康^[4]。高原新兵面临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复杂未知的军营环境，如何采取有效的应对行为与方式，将直接影响他们能否适应高原环境、融入部队，有效适应军营生活。

本研究以某部高原新兵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应对方式特点，探寻人格特征、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应对方式的影响路径，旨在为提升新兵良好的应对与适应能力提供心理学指导。

某部539名2012年冬季入伍高原新兵，未婚，年龄16～24(18.68±1.48)岁。文化程度：初中126名(23.4%)，高中228名(42.3%)，中(大)专172名(31.9%)，本科13名(2.4%)。体检健康。于入伍后2月统一进行心理学测评。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团体用心理应激调查表(PSSG)、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新兵进行测评。整个测试过程都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实施，采用统一指导语，解释调查的目的、方法以及保密原则。

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积极应对维度由1~12个条目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13~20个条目组成。该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78。个体的应对倾向=积极应对标准分-消极应对标准分，应对倾向值＞0，表明个体习惯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反之表明个体习惯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该量表包括44个条目，本研究取前28条来评估生活事件、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PSSG中，NE、PE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77、0.76；生活事件、NE、PE重测信度分别为0.70、0.83、0.62，其重测信度能适应团体评估。

该量表由Zimet 编制，姜乾金引入并进行修订，包括12个自评项目，每个项目采用1~7级计分法。分数越高，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量表条目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类，它们与全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5、0.91和0.88，重测信度分别为0.85、0.75、0.72和0.85。

由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等编制。本研究选取该量表的内外向(E)、神经质(N)分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的Cronbacha为0．626，各分量表的Cronbacha 系数在0.668~0.809之间。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t检验、相关分析、路径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

539名高原新兵积极应对方式均值为(1.85±0.44)，消极应对方式均值为(1.12±0.55)。以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的差值，即个体应对倾向值＞0为标准^[6]将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倾向和消极应对倾向，其中75.88%(409/539)高原新兵更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1.99±0.38)，较少采取消极应对方式(0.97±0.48)；24.12%(130/539)高原新兵以消极应对方式(1.59±0.49)为主，较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1.44±0.37)。 积极应对倾向组新兵更多选择以“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尽量克制自己的失望、悔恨、悲伤和愤怒”的方式来应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消极应对倾向组主要选择以“自己安慰自己”、“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抛开”的方式来应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

与消极应对倾向组相比，积极应对倾向组高原新兵体验的生活事件较少(P< 0.01)；积极情绪体验更多(P< 0.01)，消极情绪体验较少(P< 0.01)，E维度得分明显增高(P< 0.01)，但N维度得分相反(P< 0.01)；且家庭内、朋友支持和支持总分均高于消极应对倾向组新兵(P< 0.01,表1)。

相关分析显示新兵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E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 0.01),与生活事件、N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 0.01)；消极应对方式与生活事件、N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 0.01)，与E维度呈负相关(P< 0.05，表2)。

分别以高原新兵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平均得分为因变量，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及E维度、N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表3、4)。

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路径分析建立影响因素间的路径图。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事件对消极应对的直接影响效应很小(r=0.101)，然而通过N维度的中介间接增加了影响作用(r=0.416)。

同时由路径图可见，生活事件对积极应对方式没有直接影响；其他支持对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效应较大(r=0.304)，朋友支持通过EPQ-E维度的中介作用，增加了对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r=0.208，图1)。

a：P < 0.05，b：P < 0.01图 1 高原新兵人格特征、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路径

图选项

研究发现高原新兵在面临当前应激时，75.88%的个体更多可能选择积极应对的方式，24.12%则更可能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说明高原新兵在军营生活的早期适应阶段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总体来看是积极、成熟的。这一结果与郭静利等^[9]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有利于新兵群体尽快适应部队。然而不同应对倾向新兵在选择应对困难与挫折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积极倾向的新兵更多地采用“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尽量克制自己的失望、悔恨、悲伤和愤怒”等积极的应对方式；而消极倾向的新兵则更多地选择“自己安慰自己”、“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抛开”等回避或退缩的方式。

回归方程表明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其他支持最具预测力，其单独解释量为25.4%。对消极应对方式而言，最具预测力的是神经质维度，其单独解释量为20.8%，一项对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也发现神经质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不良的应对方式^[10]。

路径分析显示其他支持对积极应对方式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朋友支持和家庭支持的直接影响作用都较小，表明对远离亲朋好友的军营新兵而言，来自军营团体、教官、老兵的关怀与支持对于帮助他们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新兵阶段的各种困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提示我们在高原新兵的适应性教育中，应当注重提升团体氛围的建设，增强集体凝聚力，帮助新兵尽快找到归属感。与此同时本研究结果还发现，朋友支持能够通过E维度的中介作用继而增强对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表明开放、外向的人格特质能促进战士善用身边的朋友资源，运用有效、积极的应对方式。

针对应激事件是否可控或可改变，个体会采取不同应对方式^[11]。本研究结果显示生活事件本身对积极应对方式没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对消极应对方式有着较低的直接影响，并且通过N维度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增强这种影响。这表明面对生活事件时，神经质个体其敏感的特性能促使他们更多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研究结果印证了“认知易感素质-应激”(cognitive diathesis-stress model)模式理论^[12]，该模式认为人们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时，易感素质的个体更倾向于对事件进行消极的解释和归因，进而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导致抑郁等情绪障碍的发生。因此，需要重点关注新兵群体中具有神经质特征的个体，不仅要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面临的困难，还要培养并塑造他们开朗、自信的人格品质，指导他们学习并采取有效、积极的应对方式，避免以消极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

负性生活事件往往会伴随消极的情绪体验，情绪调节所采取的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有效减少消极情绪体验^[13]，而另一种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则会增强消极生活事件与消极情绪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4]。本研究发现积极应对倾向的新兵在面对生活事件时，其积极情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都显著不同于消极倾向组，表现为积极情绪体验更多，而消极情绪体验较少，表明积极的应对能增进新兵的积极情绪体验，同时也提示这些不同的情绪体验可能也与个体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有关，未来的研究宜针对此做进一步探讨。

应对方式是社会心理适应能力的重要预测因子^[15]，是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时身心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16]，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增加个体的心理痛苦，降低对应激事件的调节能力^[15]。在高强度、高难度、超负荷的军事化训练下，消极应对方式使个体处于罹患心理疾病的高风险中^[17]。高原新兵入伍后就面临未知的环境、艰苦的训练，因此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应对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在对新兵的教育过程中，应当培养个体乐观外向的人格品质，尤其是神经质人格的个体，引导他们在面临生活事件时向战友等周围的人寻求支持和鼓励，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促进高原新兵的心理健康。